“二十八宿”是中国先民的独立创造，后传入印度_

诞生于两河流域的黄道十二宫星座体系，是古巴比伦人于前4千纪前后所取得的辉煌天文学成就。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黄道以北确立了十二星座，在黄道以南确立了十星座，等等。准确地说，巴比伦的星座体系更符合前3200年左右春分点和秋分点的星象。

古代印度将不同的恒星群称为“月站”，就是月亮落脚的不同驿站，有二十八个，类似于中国的“二十八宿”。于是，曾经长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二十八宿”，来自巴比伦的星座，甚至是从印度传来的。

然而，随着学者对中国古天文学研究的深入，包括更早更多涉及古天文学的考古发现，证明“二十八宿”是中国远古上古先民的独立创造。

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中的蚌壳星象图形证明，这种创造至少可以推至距今6500年前。

西水坡古墓中，古人已经精确测定了“子午线”和“卯酉线”。可知，当时的先民已然将天球划分为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中，都有先民确定的恒星“星象”。

在墓主人的东侧，是用蚌壳摆成的“青龙”图形；西侧以蚌壳摆成“白虎”图形；南面是“飞鸟”；北面是“奔鹿”。这与后来的“四象”所差只是“北宫玄武”。“玄武”的形成是古人认知嬗变的结果，可以不去细说。可以确定的是，在距今6500年之前，中国古人已基本形成了“二十八宿”的理念。

“二十八宿”是古人观测到的“黄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恒星群。《春秋注》云：“谓常见之星”，是非常好的参照体系。

“二十八宿”按四个天球象限，分为“四象”。具体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宫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宫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宫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二十八宿”是中国远古上古先民天文观象的伟大创造，标志着中国古代“时空体系”的完美建立，成为后来的中华文明重要源泉。

先民何以偏要确定“二十八宿”，其他数字行不行？不行。

显然，古人最初确定“二十八宿”是用来测量月亮的运行规律。用现代术语说，是出于测量“恒星月”目的设立的。“恒星月”是指月亮运行回归到同一恒星视位置的周期，实长为27.32日。

《吕氏春秋・圜道》云：“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

不过，古人并非只是通过“二十八宿”来测定“恒星月”。应该很快，古人也开始运用“二十八宿”来观测太阳和“五星”，就是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轨道和规律了。

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按照其运行一周天稳定为十二年一个周期的特点，建立了观测其轨迹的“十二次”。对木星的观测以及“十二次”的确立，一定是在“二十八宿”为坐标的基础上完成的。

《论衡・谈天》云：“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

这个说法的确与印度称“二十八宿”为“月站”极为相似。然而，古代印度的历法包含“冬、春、夏、雨、秋、露”共“六季”，显然与中国“二十八宿”所代表的“四时”是不相吻合的，唯一的解释，是“二十八宿”由中国传入的。而且，印度“二十八宿”所呈现的星象至少比起于前五千纪的中国“二十八宿”晚了2000年以上。

波斯、阿拉伯和埃及都有“二十八宿”恒星体系。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这些体系皆为中国的“二十八宿”传入印度后，又传到了他们那里。

中国先民只是通过“二十八宿”观测日月星辰吗？还不是。

“二十八宿”与“四宫”“四方”“四季”“四色”相配属，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识星”体系，也确定了地上人间的时间、季节，以致“天人合一”的“分野”和“星占”系统。

“四宫”就是“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中宫”在古人的认知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宫”兼具“阴”“阳”，是天地运行的中枢，也是天帝的住所。“阴阳易变转圜”的哲学，由此而诞生。

“四方”，即准确校准东西南北的方向。“东宫”和“西宫”是确定“东”“西”的基准点。而南北，则将地上的“子午线”映射为“天球赤道”，由此建立了天地测量的基准线。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似乎不难，“天球赤道”无非是地球赤道平面向外延伸，并与古人想象的“天球”相交形成的“大圆”。但是在古代，得出这样一个准确的结论，是非常非常困难极需想象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