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1638年），掌管礼部的豫亲王多铎因与皇太极“闹别扭”，没有出席多尔衮远征的送行，为特别重视远出之人迎送的满人所不齿，为此皇太极大动肝火，将未能起到规劝多铎随圣驾的礼部启心郎祁充格革职。崇祯十二年（1639年），皇太极历数兵部启心郎穆成格罪状质问：“且用尔于兵部，原为开导贝勒岳托而设，”“尔部贝勒行事僭越，尔何故不开导之？”
启心郎是清初特有的官制，最早设于天聪年间，而其思想根源则来自努尔哈赤时期，至康熙时期，启心郎这一官职被废止。虽然其存在的时间仅四十多年，但它却反映出清初皇权与诸贝勒之间，满洲与汉军之间的尖锐矛盾。
启心郎是清初特有的官制，分设于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宗人府等9个部院衙门之中。其活动主要集中于太宗、世祖两朝，康熙初年被裁撤。关于清初启心郎之设置，清三通、《大清会典事例》等政书皆语焉不详，而后人的论述又存在不少的缺漏和错误。如《池北偶谈》对宗人府的启心郎做了如下记载：“又设启心郎二员，以乌金超哈为之，后裁。即古之宗正也。”而《清朝通典》则记为：“初制有觉罗启心郎二员，汉启心郎二员，与丞均为正官，康熙十二年裁。”王士祯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入值南书房，其《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以熟谙典章制度而闻名，这里所记虽无错误，但有遗漏。至嘉庆年间，昭梿认为：“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昭梿的《啸亭杂录》以其内容的可靠性著称于世，但这里的记载已出现错误，这说明清中期以后，启心郎已经不被时人所了解。
启心郎的设置及满汉差异
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在设立六部的同时设置了六部满洲、汉启心郎，“庚辰，始设六部，以墨勒根戴青贝勒多尔衮，贝勒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管六部事。每部满、汉、蒙古分设承政官，其下设参政各八员，启心郎各一员，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其尚称巴克什者仍其旧。更定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例，其以细事讦诉者禁之。”这在《清太宗实录》卷九中有明确的记载。然而，随着《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 的出版，原本被认为是无疑义的记载出现了新的问题。
比较两种文献所开列的启心郎名单可以发现：根据原始文献《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的记载，在启心郎设置之初，六部各设置了2名满洲启心郎和2名汉启心郎。但在《清太宗实录》中却变成了每部只有1名满洲启心郎，而汉启心郎仅工部有2名。以至于学界一直认为汉启心郎的普遍设立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于《清太宗实录》为何要做这样的修改，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原因不得而知。但考察其成员之身份，凡是《清太宗实录》记载的，在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而没有记载的，多于后世默默无闻。如索尼，成为康熙初年的四辅政大臣之一；祁充格，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任大学士。最能够反映问题的就是《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的2名汉启心郎罗绣锦和马鸣佩。罗绣锦先后出任河南巡抚、四川总督，马鸣佩先后出任仓场总督、宣大总督、江南江西总督。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人位高权重才被《清太宗实录》记载。
其他部院启心郎设置的时间较之六部启心郎要晚得多。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皇太极更定八衙门官制时，理藩院也添设了启心郎1员，由满洲敦多惠出任。理藩院的汉启心郎则一直没有设置。都察院的满洲启心郎设置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前都察院无启心郎……奉上命以弘文院笔帖式镶红旗下浑达为都察院启心郎”。该院汉启心郎的设置时间则更晚，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都察院原无汉启心郎，现以镶黄马光辉牛录下马思约、正蓝江川牛录下江国柱为汉启心郎”。至于宗人府启心郎的设置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其启心郎的设置大致也应在同一时间。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顺治帝改定官制，“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着裁去，照原品另用”。这种情况也未能延续太久，宗人府启心郎于“康熙十二年裁”。
除在各衙门中设置启心郎外，固山额真身边也有启心郎的身影。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数罪并罚被革职，罢固山额真任。“及固山额真之启心郎钮尼雅哈应各鞭一百，贯耳，追所俘获”。钮尼雅哈应该是专为满洲固山额真设置的启心郎。此外，崇祯十二年（1639年），固山额真马光远庇护季世昌，私自免除其应得之罪，“启心郎张云汉以其言告于刑部”，刑部遵旨议处马光远的罪过。这里并未提及张云汉隶属何部，与《清太宗实录》对其他启心郎的记载方式不符，由此可推断：张云汉应该是专为汉军固山额真设置的启心郎。
虽然满洲和汉军同为启心郎，但是他们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议定王贝勒大臣的顶带坐褥。规定“圣上之头等侍卫、固山额附、奉国章京、和硕亲王与多罗郡王之头等侍卫各六名、甲喇章京、补放噶布什贤超哈旗之章京、内三院之内阁学士、六部之满洲启心郎、理事官、都察院之理事官、戍守盛京城之副官、戍守宁古塔城、大凌河城、开城、盖州、熊耀、凤凰城之原任官员”，属于同一级别。“圣上之二等侍卫、和硕亲王之二等侍卫各四名、多罗郡王之二等侍卫各三名、多罗贝勒之头等侍卫各六名、牛录章京、补放于六部之汉人启心郎、副理事官、理藩院之副理事官、赞礼官、教官、补放于戍守盛京旗之官员、戍守外藩各城之官员、卡伦之十六名头目、迎送官”，属于同一级别。这段记载明确地显示出满洲启心郎在官制上高于汉启心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入关之后。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定立文武官员品级。御前头等侍卫、内三院学士、六部满洲启心郎、六部都察院理事官等为三品。御前二等侍卫，内三院侍读，都察院、理藩院满洲启心郎、副理事官、主事，六部汉启心郎、副理事官、主事等为四品。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定官员考满加衔例。满洲启心郎与侍读学士、理事官等同为一列；汉启心郎与副理事官、内阁侍读等同为一列。顺治十二年（1655年）离启心郎被裁撤的时间相距不远，可以说，满洲启心郎和汉启心郎之间的地位差距是与启心郎的沿革相始终的。即使在汉启心郎内部，也有高下之分。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凡部院无世职之汉启心郎、副理事官考满称职，系旗下者，应升转部院理事官；系包衣牛录者，应遇各衙门不系旗下理事官缺，与旗下汉启心郎、副理事官一并酌量升转”。同为汉启心郎，出身包衣的和非包衣出身的汉启心郎之间也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虽然在官阶及待遇上满洲和汉启心郎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出身都是文人，天聪时期扈应元的条陈可以为证：“我皇上思用文臣，所以兴学校、考贤才，各处用启心郎。”探究其出身，启心郎由文臣组成的这一事实更为明显。启心郎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皇太极身边的近臣。如礼部启心郎祁充格当“太宗文皇帝在藩邸时，以祁充格娴习文史，令掌书记”；马鸣佩“年十七，以生员受知太宗文皇帝，召入文馆理事。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供事内院”。其二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身份的举人或秀才。如工部启心郎罗绣锦、王来用，理藩院启心郎敦多惠同为崇祯七年（1634年）首科举人。户部启心郎苏弘祖为崇祯十一年（1638年）举人，刑部启心郎线缙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等秀才。
启心郎与清入关前的政争
清初官制的确立，实际上是皇太极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来自诸贝勒的阻力始终存在，启心郎的设置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对启心郎的设置有如下记述：“为启迪诸贝勒、大臣，设立笔帖式，诸申各二员、汉各二员。其下办事笔帖式，视事之轻重酌设。”这里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第一，明确指出启心郎是从笔帖式中分离出的一部分，为了区别于其他笔帖式，以“启心郎笔帖式”称之。此种称呼是以往任何史料所未提及的。笔帖式是最基层的文职人员，他们负责记录、掌管档案以及其他基本的文字工作。可见，在最初设置时启心郎的地位并不高。而从后世所定立的品级以及所起的作用来看，启心郎都远远高于笔帖式。这表明启心郎存在着一个权力不断加强的过程。也许正因为启心郎最初的地位不高，才减少了设置的阻力。
第二，指出启心郎的职掌是“为启迪诸贝勒、大臣”。从职责上讲，启心郎的设置与努尔哈赤时的设想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在对国家如何处理事务的构想中，为了“八王斥奸佞而举忠直。八王之前设诸申巴克什八人、汉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努尔哈赤正式把构想付诸实施，但“诸申巴克什八人、汉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被简化为每旗设“为贝勒挂文启示者四人”。努尔哈赤对“挂文启示者”的职责有详细的规定：“著以古时汗、贝勒居心邪恶而衰败，存心善良而兴之实例录之挂于项，勿离贝勒之身，常以展示之，使之无忘。八贝勒家所捕获之东珠及貂、猞猁以下，灰银鼠、黄鼠以上各色皮张、鸟羽，所食之果子等，凡进八家之物，皆将获主姓名、获物之数目，具文送来。由尔等为贝勒挂文之四人收之，并视其优劣核价，由八家均分之。贝勒不得干涉，任由尔等办理。贝勒若不听从此谕，不观此文，欲己所得多于他人而隐匿所获之物，或好谈他人之短者，而不准谈己之非者，即以我贝勒不阅汗所颁之书，不听训言，我谏之而不从等词，先告于尔同事之人，再上告于诸大臣，经大臣商议后则再告于七王，然后上奏于汗。凡所设挂文之人知贝勒之过恶而不言者，亦如乌勒珲孟古、阿希布论死。”由此可见，“挂文启示者”以努尔哈赤的训谕为依据，作为汗的耳目对八贝勒进行监督。如果发现贝勒私藏财物，或是不能公允处事，“挂文启示者”都要上告于汗。这实际上与启心郎“启迪诸贝勒、大臣”的作用相一致。可是由于努尔哈赤对“挂文启示者”举报贝勒不法行为的程序规定得过于复杂，影响了启心郎作用的发挥，导致“挂文启示者”的空有其名。然而这却为皇太极设立启心郎提供了历史依据，使得启心郎可以在恢复努尔哈赤祖制的前提下得到诸贝勒的认同，减轻设置的压力。
虽然启心郎作为官制得以确立下来，但是启心郎成员却处于皇权和贝勒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根本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责。鲍承先等人在《考察启心郎优劣奏》中就直接批评道：“我皇上所设启心者，原为检举不法事”，“况今立启心郎一年有余，各部启心郎所讲公道有那几件，便是替朝廷干事。若一年之间，钳口不言，袖手旁观，就是不替朝廷干事。既有建言，亦当辨实心为国者与夫巧计塞责者”。皇太极对此也深为不满，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六部衙门建成时，皇太极召集六部启心郎，谕之曰：“朕以尔等为启心郎，尔等当顾名思义，克尽厥职。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若一时面从，及事已往，而退有后言，斯最下之人所为也。”崇祯六年（1633年）又再次训谕：“但坐于各贝勒之后，傥有差谬则启其心”；“随事启迪，非尔等启心郎之责而谁责乎？”“至尔等既任启心郎之职，遇本部贝勒有过，言之不从，遂默而不言，可乎？”反复强调当各部主事贝勒出现过失时，启心郎要力谏使之改悔。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在历数兵部启心郎穆成格罪状时云，“且用尔于兵部，原为开导贝勒岳托而设”，“尔部贝勒行事僭越，尔何不开导之？”再一次强调了启心郎的职责。而启心郎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劝谏，皇太极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朕与诸贝勒或不理国政，贪货利，耽酒色，贻误机务，尔等言之。朕若不听，朕之过也。”“置官以来，吏、户、兵三部办事尽善，刑部讯狱稽延，罔得实情，礼部、工部皆有缺失。夫启心郎之设，欲其随事规谏，启乃心也。乃有差谬而不闻开导，何耶？”这些批评都说明启心郎始终处于无作为的状态。如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皇太极“往诸子避痘所，未具旗伞。故礼部启心郎祁充格议罚羊”。皇太极对之大肆褒奖，这正从反面表明大多数启心郎并未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虽然皇太极屡次要求启心郎履行应尽的职责，但是启心郎仍以缄默不言居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是随声附和，不敢谏言：“谁知启心郎不能启奏，又不敢谏诤，畏首畏尾，都缄口不言，只看人趋亦趋，人诺亦诺，更无超群出众、抗上直言者也”。要么就是直接向皇太极告密，不敢当面指陈贝勒的过失。“遇本部贝勒有过，言之不从，遂默而不言，可乎？当再三言之，终不见从，方可奏朕，尔等见部务差谬不能整饬，并无一言启贝勒之心，何以辄来渎奏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八旗旗主势力强大。虽然终其一生，皇太极一直为加强皇权而不懈地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八旗旗主仍然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管理部务、统兵征伐等方式左右着清朝政局。尤其是满族具有强烈的主仆观念，旗下属员不管位居何官，他始终是旗主的奴才，仍要称呼旗主为主子。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就是雍正帝与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此时清朝已经入关半个多世纪，情况依然如此，清朝入关前的情况可想而知。如：崇祯七年（1634年），“大贝勒遣和硕贝勒萨哈廉下启心郎奇充额即祁充格奏言”。“硕托杀家中妇人以灭口，法司审拟，夺其在外牛录二户人及三牛录人。岳托乃令本部启心郎穆成格奏请于上，乞还其子女之乳母”。这里的启心郎完全没有一个官员应有的尊严，成了贝勒呼来唤去的奴仆。启心郎不仅要听从贝勒的使唤，而且还要服从本旗固山额真的命令。顺治三年在审理谭泰案件中，谭泰的一项罪责就是“使伊启心郎觉和托嘱我箝口也”。这样的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使启心郎承担起规谏各部主事贝勒的责任。
更有甚者，在皇帝与贝勒争斗的漩涡中，有的启心郎投入了部院主事贝勒的怀抱，成为他们的帮凶。崇祯九年（1639年）五月，礼部启心郎祁充格被黜，“鞭一百、贯耳、革职并罢启心郎任”。其缘起只不过是“不启请本部和硕豫亲王随圣驾暨诸王贝勒贝子出送远征之和硕睿亲王。乃师行时，己又不送，竟往屯中”。祁充格所犯罪责与他所受到的惩罚是不成比例的。探究其中原因，是因为多铎对多尔衮得到皇太极的重用一直心存不满，这次多尔衮又奉命统兵出征，使得多铎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情绪。而祁充格没有规劝，反而自己也躲了起来，这激怒了皇太极。皇太极斥责道：“乃若虽具才能而心怀离异，亦复何益；虽甚朴鲁而为国效力，与朕一心即为贤矣。”同年八月，兵部启心郎穆成格由于规谏不力，而且“谄佞尔部贝勒”，也被革职解任，鞭一百、籍没家产、锁禁两个月。祁充格和穆成格都是才能突出的满洲文臣，尤其是穆成格效力的兵部是六部中管理得较好的一个，时人称：“今我国设立六部，用金汉两官，未有公平治事，各尽才能者。独兵部贝勒掌管兵权，井井有条”，这其中穆成格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们在皇帝和贝勒之间选择了贝勒，便注定要成为皇权集中过程中的牺牲品。
启心郎所遭遇的困境只是清入关前官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包括启心郎在内的官员，他们一方面是权力机构的成员，为皇太极的政体服务；另一方面在人身隶属上，又要接受贝勒的管理，是贝勒的奴仆。面对皇权和贝勒权力的斗争，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皇权地位确立以后，他们也从无作为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开始负责各项具体的事务。
启心郎职责的转变
为了符合祖制，启心郎在设置之初并不允许参与政务：“向尝诫谕尔等，启心郎不得干预部事。”然而随着皇权的加强，贝勒在处理部务中的权力逐渐削弱，启心郎参与政务的处理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尤其是任启心郎的文人，精通满、汉两种语言，饱读诗书，在文臣匮乏的情况下，这种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
两次立储失败的教训，使得努尔哈赤确立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明确了八旗独立性、自主性、相互间平等和相互协商等原则性问题。
尚未继位之前，二贝勒阿敏便以推举为条件，要皇太极应许自己完成父亲舒尔哈齐的“夙愿”，出外就藩，而后又屡次不听号令，对皇太极的“怀柔”政策置若罔闻，在永平四城以及李朝，或肆意屠城，或纵兵抢掠。
皇太极的“嫡哥”莽古尔泰也不是省油的灯，进攻大凌河，造成了其正蓝旗一定伤亡，愣是要求皇太极退兵，急眼了还上演一出“御前露刃”，影响极坏。
凡此种种，表明了皇太极的地位实则等同于旗主贝勒，新汗的权威时常受到严重挑战，长此以往，统一的后金国势必分崩析离，努尔哈赤创下的基业将功亏一篑。
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皇太极利用汗位的便利，或通过换旗，或通过打击三大贝勒，逐渐掌握了两黄旗、镶白旗，但和硕贝勒权力依然强大，与皇太极时有冲突。
为此，皇太极采纳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制设置六部，借以削弱诸贝勒的权势，并在六部之下设置了启心郎的官职，主要对诸贝勒进行监督规谏，最终达到加强集权的目的。
皇太极设启心郎并非突发奇想，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为了掌控日益激增的国家版图，清太祖设诸申、蒙、汉巴克什各八人，作为耳目对八贝勒进行监督，可见皇太极沿袭了父亲这方面的想法。
不过，按照代善六世孙昭梿在《啸亭杂录》提及：“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与之。”
清入关以前，负责翻译的主要有巴克什、笔帖式和通事三类官员，巴克什、笔帖式以笔译为主，而通事则主要负责口译，而巴克什又可细分为一般巴克什和赐号“巴克什”。其中一般巴克什于皇太极时期改称笔帖式，由此也继承了一般巴克什部分职能，诸如翻译、管理档案等。
而清入关后，由于统治区域的迅速膨胀以及大量明朝官员的归降，言语不通成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障碍。为此，笔帖式被广泛地派往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衙门，即便如此还是供不应求，部分兼通满汉的启心郎被迫干起了“兼职”，从事翻译工作。另外，顺治十五年（1658年）裁撤启心郎也提及：“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
由于启心郎的设置是皇太极为加强集权的手段，是汗权与和硕贝勒斗争的产物，所以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设置的人数出现变化：崇祯四年（1631年），六部启心郎满汉各两人，共计24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改革官制，六部启心郎满各1人，汉各两人，将权力集中于6位满启心郎手中，突出满启心郎的地位，共计18人；清世祖执政时期，六部启心郎人数并不固定，维持在2到4人。
随着皇太极站稳脚跟，后金国机构日趋完善，相继设置了理藩院、都察院、宗人府。其中理藩院为管理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都察院是掌监察机构，宗人府则为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启心郎人数设置：理藩院：满、汉各1人，顺治执政时改成满1人，汉2人；都察院：设置都察院之初，仅设满启心郎1人，顺治执政时，增设了汉启心郎2人；宗人府：满、汉各1人，后改成满1人，汉2人。
此外，启心郎觉和托包庇本旗（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而被鞭一百，以及《满文档案译编》记载：“于清廉，原历任汉军固山额真祖泽远下启心郎.....”。表明了皇太极还在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内部设置了启心郎，人选皆由各旗人员出任，从而确保对后金国各个要害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督。鉴于启心郎专为八旗高级军事长官所设，而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各旗各有一名固山额真、两名梅勒章京，如此算来，应该是24名满启心郎和24名汉启心郎。
至于品级，皇太极显然忽略了，最初只授予了部分满启心郎牛录章京（相当于正四品），汉启心郎则无一人受封，而后皇太极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启心郎的职责，只是启心郎有心无力。
皇太极意识到了症结所在，不仅提高了满启心郎的品级（甲喇章京，正三品），而且还授予了汉启心郎牛录章京，以履行启心郎监督规谏之权限。
从清代记载看，启心郎在清初非常活跃，又不仅限于监督规谏：献言献策：崇祯六年（1633年），拿下旅顺口后，兵部启心郎丁文盛、赵福星献策，认为“旅顺口虽小，系水路咽喉之处”，应当加强防御力量；处理部院事务：加强集权时期，皇太极非常强调启心郎监督规谏的专一，鲜有插手部院事务，而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则皇太极掌控了局势，其次新任的启心郎多为科举选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处理部院一般事务逐渐增多，如出现了汉启心郎高士俊、朱国柱负责管理户部仓库钱财的记录；参与军事行动：继位后，皇太极坐镇盛京，居中调度各大贝勒攻城略地，为及时了解战场状况，频繁派出启心郎经常来往两地，传递军情以及旨意，成为了清初君臣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此外，启心郎还随军作战，如启心郎迈图在松锦大战中牺牲；常有凯旋时，启心郎代表本部贝勒向皇太极请安的记载；出使：与明朝的作战非朝夕之功，双方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或战或和，而蒙古和李朝也成为左右战局的重要因素，为此，皇太极派出启心郎出使，完成为使有利于己方的外交活动。
此外，随着入关后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各项事务纷至沓来，启心郎插手的地方越来越多，诸如充当殿试阅卷官、甚至被派到各地，处理地方事务，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事务，出现了启心郎“供不应求”的局面。
于是，启心郎的来源从最初近臣，如祁充格便是皇太极“龙潜”之时的旧人，索尼、穆成格则经常奔走各地，传达皇太极的旨意，逐渐扩充从明诸生以及科举中选拔充任，如工部启心郎罗绣锦是天聪朝第一次科考的举人。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世祖决定改革官制，一大内容便是裁撤启心郎。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启心郎丧失了“话语权”。启心郎直接关系到皇太极建立强大集权的成败，表明了启心郎与皇权联系紧密，六部满启心郎都是皇太极心腹之人，经常出入宫廷，参与机要政务。但入关后，索尼、额尔格图因不同原因被革职；祁充格、詹霸升迁为弘文院大学士；只有布丹仍任户部启心郎。可见启心郎“核心班子”已然分崩离析，继任者多出身科举，与皇权联系较弱，政治地位自然而然也就不能同日而语。
此外，清入关后，清世祖频繁将熟悉部院事务的启心郎外派，治理各地方，“铁打的六部，流水的启心郎”导致了启心郎任期的大大缩短，也动摇了启心郎群体的根基。
其次，启心郎是由于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不过崇祯十六年（1643年），多尔衮摄政后却废除了贝勒管理部院事务，并将原来监督的权限赋予了都察院，不仅相当于釜底抽薪，而且更让启心郎变得“师出无名”了。
最后，天聪朝刚立国，官制并不完善，各职官“边界”不明显，使得与皇权联系紧密，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满启心郎获得诸多权限，但随着入关后，对官制进行多次改革，调整，使得各职官分工明确，同时也进一步压缩了启心郎的权力，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