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广州城北一个小地方，估计是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村子。因为历史教科书向一代代人讲述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人们都会条件反射地将它与“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次胜利”划上等号。
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是必须的。前提是，这种宣传和教育必须基于史实基础。如果事实本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光凭感情的孱入与拔高固然可以赋予其煽动性，但是，这已经失去了历史最基本的求真功能，跟神话没什么区别。正如马幼垣在《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里面谈到北洋水师的时候说：“这是整支舰队长期忽视维修之害，那些十年八载一人固定管带一舰的舰长尽职至何程度，爱国至何程度，还用多说。这批尸位素餐，祸国殃民之辈罪孽大极，今人却因他们多在作战时被击毙，或战败后自尽而喜封这批败类为爱国将领和优秀军官！治史定要套上民族大义不可，而非以发掘真相为务，流弊便是如此。”其实在此之前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也是这么一次不可复制的胜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广州城外。英国的舰队停泊在水面，等待清朝在和战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
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个年头。道光皇帝时而主战，时而主和。他对英军的实力全然没有概念，每一次战与和的最高指令都要基于一线官员或真或假的战报，综合研判后下达。
主和的琦善此时已被撤换，广州来了主战的奕山。奕山调兵遣将，将广州城的守备军力（包括乡勇）充实到了8万人。他在等待一次辉煌的胜利。
21日晚间，奕山密令炮船偷袭英军舰队。此后几天，清军的水上力量遭到了英军的狂殴痛扁。
这场水战之后，中英双方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广州方面认为，夷人水上功夫了得，但如果登陆，在岸上打一仗，清军是有实力教训他们的；英国人也认为，光靠水上的胜利是不够的，是时候登陆广州城了。
于是，新到任英军司令卧乌古的一支部队在广州城北边登陆，结果，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了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广州城，顷刻间暴露在这群印度及英国士兵的射程之内。
27日早晨，正要下令攻打广州城门之时，卧乌古接到了英军全权代表义律的信。信中说，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同意支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调入广州的军队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答应不破坏广州城，卧乌古应停止进攻。
卧乌古的五千人部队原计划登陆后一两天内即可攻占广州。但义律和余保纯进行的停战谈判，令这支部队无所事事地驻守在了城北高地。
19世纪的殖民战争实行“以战养战”的后勤政策。吃喝拉撒成了问题。
28日，部分英军不受控制，开始下山侵占北郊最好的民房，抢劫村民的粮食牲口，挖掘奇异的墓葬，甚至发展到奸淫当地妇女。
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广州城被保全下来的同时，三元里一带的村庄遭到了侵扰。激烈的情绪迅速扩散，整个三元里很快躁动起来。
革命史学家认为，三元里事件起因于三元里民众爱国情绪的高涨以及对侵略者的憎恨和反抗。典型代表是老一辈史学家陈锡祺教授，他在相关论文中指出：“广东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憎恨，勇敢无畏地走上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大旗，沉重地打击了野蛮、凶残和贪婪的侵略者。”
类似的经典表述很多，成为教科书讲述三元里事件的史学支撑。问题是，三元里民众受得起这顶大帽子吗？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辨析两个关键点：第一，广东人民（包括三元里民众）憎恨侵略者吗？为什么憎恨他们？是不是因为爱国热情？第二，三元里事件是否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到底打赢了没有？如果赢了，赢了多少？
先说第一关键点。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盛行的是忠义观和夷夏之防。
忠义观即对皇帝的效忠，只有受过传统教育以及借此走上仕途的读书人才有这种观念。普罗大众，尤其是擅长外贸的沿海民众，对远在帝都的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帝国并无多大的认同度。
夷夏之防的观念则更有意思。对民众来说，英国人当然是“夷”，但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洲人，长期以来在汉人的心目中也是“夷”，不能代表正统。都是“夷”，效忠哪个都不算效忠。
总之，爱国的观念，是后来的史学家强行安装在三元里民众脑袋里的。
真实的历史是，鸦片战争期间，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大批民众自动充当了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引路参与作战等。根据清朝的官方资料，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当时被称为“汉奸”。
林则徐在各种场合痛骂汉奸，说这些汉奸有的穿着官兵的衣服，有的穿着洋人的衣服，既为英军带路，还帮助英军打清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上书道光皇帝哭诉，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民众除了做汉奸之外，还都被英军的小恩小惠诱惑收买，以助敌势。
不管是满族官员还是汉人官员都使用了“汉奸”这个词。说“汉奸”，而不说“清奸”什么的，强调的是汉人中的奸细，而不是大清帝国的奸细，很明显带有种族区隔意识。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满清政权对一般汉人的敌视以及一般汉人对满清政权的漠视。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另一种原因，这就是中国从前一直都没有确定自己的国号，在留学日本时，这些清朝的留学生填写国籍的时候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称呼。而汉唐是我国最强盛的时期，尤其是汉朝，这个名称成了这个国家数千年的代词。
由于满汉的区隔一直未能完全消弭，几十年后，当章炳麟、孙中山以汉族主义相号召，很快就将社会的反满情绪调动起来，三下五除二，瞬间把满清政权颠覆掉了。
鸦片战争时期，民众不受雇于清廷，没有理由为清廷卖力。在他们眼中，没有忠义，只有利益。谁给钱，谁对咱们好，就给谁干活。
与清廷对民众的漠视/敌视相比，英军在发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做了相对充分的情报工作，知道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爱做贸易，不爱鞑靼统治者。所以，要求在战争中“尽量少与人民作对”。
义律用中文四处张贴布告，强调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的朝廷，不是中国的民众。这些布告还暗示，满清调入广东的军队才是民众的祸害，想想你们经受的抢劫和掠夺，是不是这样？他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果然，广州的民众都是很现实的。在两军对战的时候，他们隔河观看，态度中立。
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三元里事件呢？
原因不在民众的爱国或反侵略热情，而是部分英军违背了不与人民作对的命令，骚扰村庄，激起反抗。
驻扎在广州城北高地的英军，下山到三元里一带村子征掠财物，夜间巡逻兵还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民是出了名的“忍者”，这些过分之事，引起他们的抱怨是肯定的，但要让他们操起家伙，以命相搏，却还不到那个程度。
按照美国历史学者魏斐德的说法，真正激起民众激烈反抗的是，英军触碰了他们的底线，亵渎了他们传统价值中的“孝”和“义”，具体是由两件事引发的：第一件事，英军中一个由印度土著组成的步兵团进入当地一座庙宇，一个军官出于好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孝顺的中国人震怒。第二件事，这些印度兵强奸了三元里附近的良家妇女。当时人梁廷枏的记载是，夷兵“大肆淫掠，奸及老妇”，连老妇人都不放过。可以想象，村民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女受辱而被激起的反抗情绪有多强烈。
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一带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农民韦绍光家里，企图污辱家中的主妇。
一些史学家怀疑，韦绍光有秘密会社天地会的背景。于是，这场未遂的污辱其妻的行为，酿成了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之间的第一场冲突。韦绍光则成了号召民众抗英的领袖之一。
当时，村民拿起棍棒、锄头等冷兵器武装自己，同时鸣锣召集四里八乡的男人加入战斗的行列。
所以，三元里事件是民众激愤于英军的暴行而进行的本能反抗，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后世史学家把它提升到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度，已经超越了三元里民众的思想认识，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现在说第二个关键点：三元里民众抗英成功了吗？
5月30日，早上，太阳猛烈。三元里一带集结起来的五千民众，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形成对峙。卧乌古命令两个团发起进攻，三元里乡民有序撤退。
紧接着，越来越多人加入抗英的队伍。其中包括了一些装备有枪支的乡勇、水勇。受此鼓励，民众举起三星旗，迎着英军的枪弹反攻，但很快又被英军击退。
下午一点钟左右，山里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正是这场暴雨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最神奇的胜利。英军的火枪被浇湿无法使用，加上对地形不熟悉，一些士兵被狙击，落荒而逃。
天黑以后，英军派出两连海军陆战队，装备了新式的、不怕潮的枪支，打散三元里民众，成功救出了被围困的士兵，于晚间九点钟回到营地。
这一仗，靠着天时地利，三元里民众打赢了。
不过，中英双方对伤亡人数的记载分歧很大。英方的报告是，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中方奕山的报告称，三元里等村乡勇击毙英军十余人。
这一仗，英军损失了一名小军官。但中方说是我们击毙的，英方说是中暑死的。
后来，许多人在记述三元里之战时，将英军被击毙人数提高到了二百余人，最高的说法甚至达到了748人。这些都有自我邀功或者夸大事实的嫌疑，不值一驳。
历史学者茅海建统计指出，即便按照英方的记录，击毙/打伤英军二三十人，放在鸦片战争诸场战役中，这一战果也排到了第4位。然而，这虽然值得称道，但算不上伟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变。
三元里之战的胜利是老天爷帮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然而，很多人不这样想。革命史学家不这样想，当时听闻三元里之战的士绅、官员也不这样想。
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民众聚集到英军驻地对面，人数达到了两万人左右。
卧乌古捎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如果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他就要下令攻打广州城了。余保纯赶紧解释，这场对抗，官方实不知情。他随后作了三元里民众士绅领导者的工作，聚集的民众很快散去。一场如临大敌的对峙就此结束。
6月1日下午，英军撤退，登上军舰。广州城解围。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以中英当时的军事实力而言，如果不是余保纯出面劝解，英军攻下广州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没有这种理性。三元里事件后，一些士绅领导撰写的长红（长幅红纸书写的通告）肆意夸大此战战果，不仅捏造英军伤亡人数，还伪称击毙了侵华英军总司令伯麦、英国军舰加略普号舰长霞毕（荷伯特）。这两人都在清廷的悬红名单内，一人赏银五万元。有意思的是，负责悬赏事宜的奕山接到多起自称击毙上述二人的报告，但最后都未按格奏赏。原来都是骗赏金来的。
这些夹杂着谣言的战报，利用当时信息获取的不对称，一点点扩大影响。李星沅、包世臣等一批著名的外省官员都坚信，三元里之战是大胜，不是小胜。他们认为，三元里事件中的“义民”可以利用起来，取代清军水师，直接走上前线对抗英军，这样就能扭转整个战局。
整个帝国的官僚精英，军事常识缺乏到这种程度，怎能不败？
可怜可叹啊，人们宁愿相信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三元里民众可以拯救颓败的帝国，而不愿好好用脑子，英军数千人为什么就能揍得整个帝国满地找牙，他们两年间在沿海城市攻城略地，游刃有余，优势到底在哪里。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难堪的差距，只愿意沉迷在自己伪造的胜利神话里。
最惨的是余保纯。他为保住广州城立下大功，却被当作阻碍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汉奸”。所有人都说，如果不是余保纯驱散三元里抗英民众，当时驻扎在广州城北的数千英军早成了刀下鬼，从而英军将彻底战败投降，就不会有后来清廷的割地赔款了。
理性的功臣总是被误解，被谩骂，而善于煽动情绪的人总是被追捧，被信奉。这是所有时代的悲哀。
真实的“三元里大捷”是一次偶然的、不可复制的胜利；余保纯是保住广州城的大功臣，他从三元里之战后背负“汉奸”骂名，是历史最大的不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