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封建皇朝之所以每300年就要改朝换代的原因那就是经济分配制度，走到了尽头，触到了民生的最底线——活不下去了。
明朝自从朱元璋得了天下，他们朱姓皇室就成了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认为全国贫富不均，不能搞一刀切的方法，而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指定税赋。
江南发达地区的田赋高达20%，西北贫困地区的田赋甚至不到5%。按理说朱元璋的赋税制度是比较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是因为明朝没有中央预算体系，也没有中央银行等经济调节的重要工具。
后代的皇帝们，均按照他们祖宗朱元璋的田赋规定比例，恒定下来。
这一恒定就完了，因为时也世也易也，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进步，社会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他们还在遵循以前的成规，是要出大问题的。“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
比如朱元璋制定的以农养军制度，以短补给的方式，直接让农民供应军户，若要查证农民缴税情况，就找农民和军户进行口头对质。朱元璋对自己这个方法经常沾沾自喜，以为国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养活了军队。
这可坑坏了农民了，朱棣篡位后，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原来苏州的农民要把粮食运到南京缴税的变成了要运到北京，想想车马不便的古代，如何完成这个沉重的任务？
特权阶层不用缴税
明朝规定，读书中举人可以免税400亩，中进士可以免2000亩，家里有做到四品官的，再免2000亩，有做到二品官以上的，再免1万亩。
其次是勋贵们，他们是田地和商铺也不用缴纳赋税，这类人群有朱元璋的龙子龙孙等皇室，有开国以来的功臣后裔，还有一系列的外戚等，大明王朝发展200多年后，也成了一大免税群体。
就是这个免税规定成了后世勒死朱明王朝的原因之一。
因为举人以上有免税特权，很多农民就想尽办法把名下的田地挂靠在这些读书人或者官员名下避税。但是挂靠在这些权贵名下避税，他们当然要收好处的，这样国家的税收就少了，但相反的，特权阶层的财富增加了。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思宗的国丈周奎，孤寒出身。明朝灭亡前，明思宗多次下旨求大臣们捐资助饷，周奎耍无赖地说没钱了，皇后拿出自己私藏的首饰偷偷交给这个爹捐资，价值5000金。谁知道这个国丈竟然私自扣下2000金，仅上交3000金给国库。文武百官也有样学样，每人几百几千的捐，明思宗拉下脸求的捐资仅仅得几万两。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刘宗敏把周奎拷打问饷，竟得白银五十二万，珍币几十万，其他无算。“周奎抄见银五十二万，珍币复数十万，人皆快之。”
一个外戚周奎都如此肥硕，可想而知，在勋贵多如狗的大明，侵吞了多少财富？
富商也想尽办法避税
在江南富庶之地的东林书院，产生了一群东林党，这群人抱团不为国家谋益，却为自己争私利。
他们为了执掌更大的话语权，炮制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尤其是红丸案，泰昌帝刚登基仅仅一个月，便驾崩于红丸案下。后面继位的天启帝为了自保，不得不提拔魏忠贤去撕咬东林党。
崇祯帝上位后，快速斩杀了尾大不掉的权奸魏忠贤，又没有扶持类似魏忠贤一样的宦官去维持朝堂平衡，导致东林党重新独大。
这就很严重了，东林党出身江南，他们被江南富商喂得肥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在朝堂上给东南富商们的税收一降再降。
东林党最主要的说词是，不要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举个例子，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东林党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
国家赋税大头落在了贫苦农民头上
明末，国家的财富大部分落入了特权阶层和富商的腰包，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而最贫穷者，无非就是底层的农民了。
即使如此，明朝还是向农民征税，加税，辽饷、剿饷、练饷，层层加派，都荒唐地提前征到了40年后，加上地方官员又把自己贪的那一份加进去征税，农民不被逼死、逼反才怪。
有地的农民被加税搞得无法生存了，只得挂靠在特权阶级名下避税，这部分农民避税了，国家税收的任务就会分派强加到还没挂靠特权阶级的那部分农民头上。更加剧了土地兼并，和社会财富向富人集中。
大明征税的目光，大头摊在了农税上之后，更加官逼民反，陕西、河南等地又出现大旱，官府又加征三饷，很多活不下去的农民，不得不投靠李自成和张献忠，成为了他们的兵源。
崇祯时期遇上小冰河期，各种天灾人祸，旱灾蝗灾等，造成北方处处起义，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崩溃。
崇祯朝时，平均国库收入可怜得仅有1800余万两，单军费开支就高达3000多万两，更不要说其他各个领域的开支了，基本都是一拖再拖。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复出时，关宁军就因为缺饷而闹过哗变，在前线要命的地方都能缺饷，可想而知，大明帝国上下，财政赤字有多严重。
大明的税收，收不了勋贵、官员等特权阶级，也收不了江南等富商，更是因为海盗原因禁了海，朝廷的财政赤字最终还得转嫁到贫苦农民的头上。
导致结果是，每征一两银子，逼反十个农民，却又要用上百两银子去镇压，大明王朝的财政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死循环。
明思宗无法打破现有顽固瓜分社会财富的规则：向勋贵特权夺取财富，因为健康的泰昌帝驾崩于红丸案，健康的天启帝驾崩于神秘落水事件；他也无法向富商征税，因为东林党文官集团没人执行他的命令；更无法填补各地兵镇喝兵血，吃空饷的贪婪之心。
最终，弱势的农民推翻了这个结构性坏死的朱姓江山。
满清的经济体系
满清就不同咯，满清的起家人努尔哈赤，本来跟李成梁学打仗，学成后等师傅死掉了，就迫不及待地抢劫汉人的财富。
满清基本没有完整成熟的经济体系，维持他们生存的，只有抢掠。
努尔哈赤在世时，先是对汉人抢掠，辽东的各地城市全部被他们抢走，皇太极继位后，曾六次入关抢掠，金银珠宝、男女人口等，每次都是抢完就跑回辽东。
他们不但抢汉人，还抢蒙古人，抢李朝人，抢了无数的金银财宝，牛羊马畜禽，男女人口。
他们自己不事生产，抢掠来的汉人被他们奴役去种田，但是产出依然不够，只得向晋商购买。
满清之所以有钱给投降的明军发工资，就是抢劫得来的财富！
而明朝不可能去抢劫啊，抢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