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位期间，由宰相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虽然打着“富国强兵”、“减轻百姓负担”的旗号，但实际上却大肆聚敛苛剥民间，在肥了官家的同时，使海内百姓普遍陷入赤贫乃至破产的状态当中。正因如此，王安石变法遭到以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僚（简称“旧党”，以区别于支持变法的“新党”）集体反对，而他的应对之道，则是借助皇帝的权威将反对者全部贬黜。
在大肆贬黜旧党官僚的同时，王安石还着力清洗御史台，将反对变法的谏官们全部免职，并换上自己的亲信党羽。如此一来，朝堂内外再没有反对变法者立足的空间，王安石则毫无忌惮地继续推行其变法事业。但令王安石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变法事业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一个微末小官却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挺身而出，用一张图、一份奏折将他拉下马。这个人便是王安石昔日的亲信郑侠。
郑侠，字介夫，生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家住福州福清县海口镇覆釜山下，后迁至县城西塘，因而世人又称呼他为西塘先生。由于郑侠的弟妹较多，加之父亲官卑职小、清廉正直，因而家庭生活相当清贫。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科举入仕，便成为郑侠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好在郑侠天资聪颖、刻苦用功，因而学业大有长进，颇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25岁的郑侠来到江宁府，投奔在此地担任酒税监的父亲郑翚，而时任知府正是王安石。出于爱才心理，王安石不仅主动邀请郑侠相见，勉励他成为良材国士，还派学生杨骥到清凉寺陪伴其读书。正是在王安石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郑侠在治平四年（1067年）顺利考取进士，旋即被朝廷任命为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由此踏上仕途。
就在郑侠高中进士两年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王安石入朝拜相，主持变法事宜。王安石执政伊始，便提拔郑侠为光州司法参军，主管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据正史记载，凡是光州所有的疑案，一经郑侠审讯清楚上报，王安石必定按照他的要求给予批复。“治平中，随父官江宁，闭户苦学。王安石知其名，邀与相见，称奖之。进士高第，调光州司法参军。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间不以为便。光有疑狱，侠谳议傅奏，安石悉如其请。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郑侠感激于王安石的信任，经常就变法事宜给他提意见或建议，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熙宁五年（1072年），郑侠三年任期已满，入京述职时拜见王安石。当时，朝廷颁布用考试新法的办法选举人才，考中者可以越级升为京官，王安石很想让郑侠通过这个途径得到进用。不过，郑侠在目睹新法的弊端后，便以不熟悉新法为借口婉拒。此后，郑侠多次谒见王安石，直陈实施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对西夏开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劝说他改弦更张。“时初行试法之令，选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进，侠以未尝习法辞。三往见之，问以所闻。对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安石不答。侠退不复见，但数以书言法之为民害者。久之，监安上门。安石虽不悦，犹使其子雱来，语以试法。方置修经局，又欲辟为检讨，更命其客黎东美谕意。侠曰：‘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所以来，求执经相君门下耳。而相君发言持论，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果欲援侠而成就之，取其所献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进而无愧，不亦善乎？’”
可想而知，郑侠的一系列尖锐意见触怒王安石，两人由政见上的分歧渐行渐远，最终竟形同路人。为了惩罚郑侠的“背叛”，王安石索性将他连降数级，派往京城汴梁的安上门担任监门小吏。虽然遭此重创，但傲骨铮铮、忧国忧民的郑侠并没有屈服，在满朝文武杜口结舌、屈从于奸相的情况下，依然常常给王安石写信以陈述新法的弊端和百姓的疾苦，希望他能幡然醒悟。
郑侠给王安石的意见书每每如石沉大海，这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决定向皇帝直接上书。熙宁五年（1074年），华山山崩，自次年夏季到来年春季，河南、河北一带又干旱不雨，以致赤地千里，百姓无以为生。一连串的灾异让宋神宗大感惊恐，认为是自己的施政违背天意、不行仁义，以至于上天降下灾异来谴责。为平息上天的愤怒，宋神宗颁布“罪己诏”，并向臣民广泛征集应对灾异的意见。《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其实王安石说的话倒是实话，天灾是人难以避开的，并不是说什么人什么政策导致的，但是在当时这个时代，这么说是没人会相信的。
宋神宗的诏令下达后，无疑给郑侠提供了进言的绝佳良机。不过，郑侠深知，如果按照惯常的做法提交文字版的奏折，皇帝很可能无法对民间的疾苦有直观的感受，因此他决定另辟蹊径，将亲眼看到的各地官吏催逼百姓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灾民只能以草根木实充饥，还要被加上锁械刑具负瓦揭木、贱卖家产以偿还官钱，以及饥民们扶老携幼逃往的场面绘成画卷，名为《流民图》，以呈皇帝御览。“侠知安石不可谏，悉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乃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在呈递《流民图》的同时，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名为《论新法进流民图疏》短文，强烈建议皇帝罢黜王安石、废除新法。文中称：“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次日早晨，宋神宗颁布圣旨，罢免王安石的相位，在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同时，还宣布终止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在内的18种新法，时在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又下责躬诏求言。越三日，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谢。”消息传出后，天下百姓无不欢呼相贺，而大雨也在3天后降落河南、河北各地，大大缓解当地的灾情。
郑侠挺身而出，用一副《流民图》把祸国殃民的王安石拉下马。不过，王安石虽然罢相，但他的党羽吕惠卿、邓绾等人依旧占据高位，郑侠出于义愤，又将一本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的画册呈现给宋神宗，暗喻吕惠卿之辈形同唐朝奸相李林甫、卢杞之流，百般陷害如魏征、姚崇、宋璟之类的贤相。
对于郑侠的举动，吕惠卿、邓绾等人恼恨至极，遂以“谤讪”的罪名将其流放汀州编管。当郑侠行至离京不远的太康县时，吕惠卿又罗织罪名将其追回，并请求皇帝将郑处死。不过，宋神宗并未听从吕惠卿的建议，而是颇为感慨地说道：“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吕惠卿无奈，只好把郑侠流放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英州，即今天广东省英德市。“安石去，惠卿执政，侠又上疏论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祀传为两轴，题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辈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类，复为书献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为谤讪，编管汀州。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侠行至太康，还对狱，狱成，惠卿议致之死。帝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将压者居之，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由此可见，在满朝文武对新党集团唯唯诺诺的情况下，唯有郑侠做到了“一士谔谔”，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孤勇者”。
其实说起来，这幅图很有可能是受到保守派的指使才绘画出来的，保守派们知道这时候赵顼最担心什么，于是就在这个时候将这幅图呈上来。图画可是比文字更有说服力的，这幅画一递上去，习惯了锦上添花的皇室看到了百姓的流离失所，少见多怪就很容易让他们做出罢免王安石的举动。
其实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衷的“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载：“天下荒馑，百姓多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如果仅凭借这一点就断定司马衷是一个傻子的话肯定是不足的，只能说他和百姓有距离。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说过：“没有面包为何不吃糕饼？”但是却不能说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是个傻子。其实就是因为平时不知道这些事情，一旦发现了才会有种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样子。一旦了解得多了，对这些事情其实也就习以为常了。
元祐元年（1086年），宋神宗驾崩，其子宋哲宗登基，但朝政则由太皇太后高氏执掌。高太后临朝伊始便宣布废除全部新法并大赦天下（宋神宗在吕惠卿等人的鼓动下，很快又恢复全部新法）。郑侠遇赦后回到福清，经苏轼、孙觉的联名推荐，被起用为泉州教授。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高太后崩逝，宋哲宗亲政，全盘恢复新法，新党中坚分子章惇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执政后，大肆打击、报复包括苏轼等在内的旧党，而郑侠也再度遭到贬黜，第二度被流放到英州。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驾崩、其弟宋徽宗登基，苏轼等人才得以被赦免，而郑侠亦官复原职。不过，7年之后，又一场政治风暴将郑侠掀翻在地。
大观元年（1107年），新党骨干蔡京入朝为相，在政治上禁锢旧党，郑侠因而被罢职还乡。此后12年间，郑侠在家乡过着潜心著述、不问世事的生活，直到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去世，终年79岁。郑侠病逝后，由于蔡京还把持相位，因而朝廷并没有替他平反、褒赠。直到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宋光宗才追封郑侠为朝奉郎，嘉定六年（1213年），宋宁宗又赐其谥号为“介”。
郑侠去世后，葬于福清新丰里水南山（今福清城关南门外），有《西塘先生集》传世。福清百姓仰慕其廉洁、耿直，特意建“郑公坊”以歌颂，并将其故居改为“一拂先生祠”。宋朝之后，歌颂郑侠的文章、诗词依然络绎不绝。例如，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特意为郑侠撰写一副对联：“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归装惟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
时至今日，福清人依然感念郑侠的大无畏勇气与爱国爱民情怀。为此，当地将城区主街“横街”改名为“一拂街”，将“街心公园”改名为“一拂公园”，并塑造了一尊雕像供人瞻仰。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郑侠虽然已谢世900余年，但他敢于为天下苍生仗义执言的勇气却依然感染、激励着后人，若他泉下有知，应当为自己所受的尊崇而深感欣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