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29日，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迫近长沙城外的永安市及桥头驿等地点，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国际形势诡谲不定，长沙究竟是守是撤？军事爱好者普遍以为是薛岳抗命不遵坚持不弃长沙，其实谬也，真正能够劝谏蒋介石改变主意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陈诚调往重庆任职后仍然兼着第九战区的职务，薛岳不过是代理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当时下辖五个集团军拥兵40万，是兵力最为雄厚的战区，直接面对已经侵占岳阳的日军精锐第11军。冈村宁次此次发动的第一次进攻长沙作战，是在湘北和赣北同时出击，中国军队同时在两个方向上陷入苦战。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后退至衡阳决战，意即放弃长沙，蒋介石出于长期抗战的考虑，也有意保存军事实力，因此同意了白崇禧的方案。但是前线的薛岳认为可以一战并反复陈情，最终蒋介石决定派陈诚和白崇禧一起前往九战区司令部，督促薛岳立即撤退弃守长沙城。
就在29日这一天，陈诚与白崇禧赶到株洲以南禄口的九战区临时指挥部，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旨，薛岳愤然不肯撤兵，跟白崇禧吵得一塌糊涂。陈诚听了一会，突然忍不住问白崇禧：“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
薛岳也拍了桌子，认为所部士气正旺，各主力军亦未崩溃，完全有把握顶住冈村宁次的攻势。况军人守土有责，岂可轻言撤退，如果一定要放弃长沙：“如此，我将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装了”！白崇禧被这哥俩一唱一和说得一时无言以对。
陈诚一系乃是中央军嫡系，其实并不太把桂系白崇禧当回事，无非白崇禧是代统帅部传令而已。因此陈诚话锋一转，立场开始偏向薛岳：“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形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可能？”白崇禧作为职业军人，根据九战区司令部的情况汇总，也知道局面并未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诚于是临机决断，一边下令薛岳可以调集兵力反攻，一边将战况及自己的建议电呈重庆：“请准因时因地制宜”。其实陈诚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他站在薛岳这边与白崇禧唱起了对台戏，并以建议的形式力促蒋介石改变决定。尽管这其中有陈白一向不合的成分，但陈诚的反问也很有力量：即便国土再辽阔，退却也总有尽头时，到哪里是个头？
此时王耀武第74军和第32军已经击破赣北方向的日军第106师团，并且在追击中收复高安，冈村宁次的两路钳击变成了湘北日军的独脚跳。鉴于战场形势已现有利，蒋介石终于同意了陈诚的建议，并且追认了薛岳的反击行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军事委员会同时下令直属的杜聿明第5军自全州出动，机械化部队抵达衡山作为战役预备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30日，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指挥部队包围了日军第33师团，冈村宁次调动第13师团奈良支队前往解围，再以这两支部队转道赣北去救援被打得难以招架的第106师团。因此在湘北方向上，日军兵力已经不足以继续南突，第九战区五个军的援军正兼程赶来，前锋抵达捞刀河南岸，冈村宁次情知取胜无望，遂下令全军返转。
到10月10日，日军各部队退回新墙河北岸出发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尽管这次战役中日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但是第九战区终结了日寇从上海、南京、武汉一路攻无不克的势头，第一次迫使日军的进攻计划流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就这一层意义来说，薛岳仍然取得了一次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如果薛岳执行命令不战而放弃长沙，湖南大部早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而不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便告沦陷，三湘大地必遭日军荼毒，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会更加不利。抛开政治立场，陈诚和薛岳的这一次抗命，以及斗胆建议从而改变统帅部的已发命令，正式说明他们的抗日态度是坚决的，不久以后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薛岳被正式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