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引发敌人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的震动，个别胆小的富商甚至开始南迁了，而原本负责“进剿”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领23个整编旅又师久无功，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初亲自致电白崇禧，请他主持大别山的战事并特别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
是年12月初，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亲自坐镇九江，指挥16个整编师33个整编旅的庞大兵力发起进攻，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两大名将的对决就此展开。南京方面赋予了白崇禧极大的权力，他有权指导豫、皖、赣、湘、鄂五省的地方政府工作，指挥围绕大别山区部署的所有正规军，节制五省的保安团队和水陆警察，甚至由空军第四军区在汉口设立了专门的作战指挥所负责空中侦察和掩护。
白崇禧部署各路人马以两到三个整编师为“一坨”齐头并进渐次推进，同时祭起了当年围剿红军的手段，对大别山根据地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气势汹汹而来。这一时期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最艰苦的阶段，在敌人重兵疯狂的进攻下，我军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部队伤亡亦较大，战斗过程无须赘述，通过野战军的兵员数字统计就可以看出残酷程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野战军南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时，各部人员统计是：杨勇第一纵队32357人，陈再道第二纵队31000人，陈锡联第三纵队26468人，王近山第六纵队26322人，野司直属队6370人，总兵力为122517人。
而在奋力破击白崇禧围剿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底，野司上报军委的兵力统计已经大幅下降：第一纵队23000人，第二纵队19000人，第三纵队24000人，第六纵队22000人，野司直属队3000人，总兵力约91000人，整个野战军减员达到31517人。
为了增援刘邓部队的反围剿作战，军委紧急命令晋冀鲁豫军区留在中原地区的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迅速南下大别山。由李先念亲自率领的增援部队在华野十纵的协助下，护送大批弹药、粮食、药品以及晋冀鲁豫军区征集的新兵、伤愈老兵，顺利到达大别山区与刘邓会师，使野战军主力达到六个纵队，在兵力上终于可以与白崇禧一较长短了。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刘司令员针锋相对提出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战略方针，即利用敌人重兵围拢在大别山区而外线空虚的弱点，果断命令主力一纵、新锐的十一纵、十二纵向敌后广大地区出击，开辟桐柏、江汉等新的解放区。
同时以二纵、三纵和六纵继续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迫使白崇禧首尾不能相顾，在此期间野战军司令部一分为二，刘司令员率领“后指”北渡淮河配合华野、陈谢兵团作战，邓政委率领“前指”在大别山与敌周旋。至12月底各纵队完成了战略展开，出击外线的三个纵队横扫皖西和鄂东的敌地方保安部队，解放20余座县城。
白崇禧只好从围剿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人马去救援上述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各部则在运动中分头歼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刘邓大军在内线和外线均取得了重大胜利，还开辟了若干新区，共歼敌11万余人。与此同时，逐鹿中原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蒋介石又不得不抽调白崇禧“九江指挥所”作战序列内的整11师、整85师投入其他战场。
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敌人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彻底破产，名将对决水落石出，白崇禧黯然返回武汉，恼羞成怒之余，将一腔怒火全赖在蒋介石瞎指挥上，从此下决心不再合作而专注拆台。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2月末，为在中原地区与国军进行战略决战，野战军留在内线的三个纵队全部转出大别山，此时的兵员统计是：第一纵队15363人，第二纵队11627人，第三纵队15384人，第六纵队14280人，加上野司直属部队和留下的一批地方部队，总数已不足70000人。
然而野战军干部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刘邓大军血染大别山，吸引了敌人在黄河与长江之间超过三分之一的机动兵力，为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大量歼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战机，彻底改变了中原战场的局势，也把全国战局从战略防御带入全面反攻。
50000多的伤亡数字虽然冰冷，但足以体现为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牺牲，半年之后，淮海战役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