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地理环境，松赞干布只得选择向吐谷浑进行扩张

自从松赞干布坐上了赞普的王座，应该说把他忙得够呛。

在贞观十一年（637年）之前，松赞干布平定了叛乱、迁都到了拉萨、兴建了红山宫、打击了贵族集团、创立推广了藏文、统一了度量衡，划分了行政区，调整了吐蕃的官僚体系，完成了这一大堆的工作，他用了多长时间呢，满打满算一共8年。

想想这些事情的工作量，就能知道松赞干布有多忙。

在讲松赞干布的国家战略之前，先简单讲讲吐蕃的宰相制度。

在藏文文献里，有关吐蕃大相的记载出现得非常早，按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先生的考证，茹拉杰是吐蕃历史上的首位大相。

在藏文教法史料里，他是第八任赞普止贡的遗腹子，在王位被篡的大环境下，帮助自己的哥哥复国，也就是第九任赞普布德贡杰。

立下此等拨乱反正之功，茹拉杰位列众臣之上也算实至名归。但由于藏史记载的缺失，并不清楚之后的吐蕃大相都是哪些人，也不太清楚是不是还有可以与他等量齐观的大臣。不过可以论定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未必都那么甜美。

可能是因为忌惮大相的权力太大，吐蕃王室开始对中央权力结构进行了平衡。这种权利平衡的结果，就是藏史中广泛记载的“九大尚论”制度。

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吐蕃宰相分作三类，分别是贡论、囊论、喻寒波，每个部分又分为大、中、小三等，这九位金字塔尖上的大臣，就是所谓“政务九大臣”。

其中的“贡论”类似于外相，大贡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大相，为吐蕃百官之首，负责制定法律法规、招抚外部邦国、求亲、会盟，以及指挥军事行动。“囊论”相当于内相，按照《贤者喜宴》的描述：“囊论执掌全部内部事务，犹如贤明的主妇操持家务。”这个职责权限类似于汉代的“内朝官”，负责撰写诏书、供应王室日常生活、国家财税的收支。但从藏史的资料上看，吐蕃的地方官给中央上报的文书，都是发给囊论的，这说明囊论还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喻寒波系统相当于御史台，主要的职责是监察和司法。

台湾学者林冠群先生认为，“九大尚论”类似于现代的三权分立体系，也就是说，贡论为立法，囊论为行政，喻寒波为司法。

比如说，唐朝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平行机构，而吐蕃的贡论、囊论、喻寒波系统是个从上到下的塔式结构。这一点，从吐蕃官僚的告身系统就能看得出来。

吐蕃的告身是一种佩戴在胳膊上的徽章，根据官职的高低不同，告身的材质也从高到低分别为大小玉（瑟瑟）、大小金、大小金间银（颇罗弥）、大小银、大小黄铜、大小红铜和铁等几种。

在《贤者喜宴》的记载中，大贡论，也就是贡论系统的首领，佩戴大玉字告身。这个地方的“玉”，在藏文里写成“瑟瑟”，有人认为瑟瑟就是天珠，可能唐朝人不知道瑟瑟是啥东西，就把它翻译成了玉。

贡论系统的次级官员（次贡论）、囊论系统的首领大内相，授予小玉文字告身。小贡论、次内相、喻寒波系统的首脑佩戴大金文字告身。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贡论、囊论、喻寒波三个系统，有明显的高低差。

之所以设置这种分权结构是因为禄东赞父子连续执掌大相之位，王室混得实在没有存在感，都干出心理阴影来了。为了瓦解相权对王权的威胁，赤德祖赞一口气任命了三位大相，又把与王室联姻的外戚大臣提高了地位，这就是吐蕃官僚系统中的“尚”。

但到了赤德松赞时期，佛教成了吐蕃贵族中的流行元素，王室为了扶持佛教信仰，在已有多相制的基础上，将僧人大相的地位放在了众多宰相之上，结果吐蕃又回到了独相制。也就是说，吐蕃的宰相制度有一个从独相制到多相制，再到独相制的轮回。

但僧人做大相的独相制，其实是在多相制基础上的独相制，完全基于吐蕃赞普的信任和支持。

那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一下，禄东赞父子弄权时期的独相制，是不是也有可能本来是有个多相制的结构？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以松赞干布的性格来说，估计很难接受一个总览国家军政大权的人存在，说不定在他的制度设计里本来就是多相制，只不过他去世后，禄东赞父子太能打，硬生生把多相制玩成了独相制！

其实现在并不十分清楚松赞干布在官僚体系调整的过程中具体做了哪些设置，虽然在藏史的记载中，几乎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但应该清楚，人类是个需要神，又喜欢造神的物种，很多事情未必都是他一手完成的。虽然松赞干布执政二十一年，时间到不算太短，但考虑到他要干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很多事情松赞干布只来得及建个框架，补充细节的任务都是后代赞普逐步完成的。

先来看看西藏地区的环境禀赋，毫不夸张地说，西藏是地球上环境最严苛的地区之一。平均海拔四千米的高度，让任何人在这里生活都显得极为艰难。

在这块高入云端的土地上，适合农耕的地点非常的少，只有在河滩冲击的平谷上具备种植农作物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西藏的农耕区域大都零散、狭窄，缺乏连片辽阔的耕种区，再加上高原的寒冷气候、短暂的无霜期，让西藏大多数的地区，只能种植耐寒、耐旱的农作物。另外，受制于地形的限制，能够有效进行灌溉的区域很少，大量地区只能靠天吃饭，尤其到八、九月份收割季节，一场冰雹，就会使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这些天然形成的环境限制，就是号称天神后裔的吐蕃王室也无能为力。

农业虽然是吐蕃王朝的立国之本，但不稳定的农业产量是制约其吐蕃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来说国家经济的另一个支柱产业——畜牧业，西藏的草原面积有13.34亿亩，占自治区总面积的70%以上，是全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区。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美，但别忘了西藏的草场，大多分布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区域。这种草场的牧草蓄积量极低和内蒙草原、中亚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完全没有可比性。

而海拔高度一旦超过四千米，严格意义上说，就不应该再称之为草原，而应叫高寒草甸或荒漠苔原。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生活的动物多为耐寒的耗牛、藏绵羊，甚至马匹的质量都算不得好。虽然马是种喜欢凉爽的动物，但并不十分耐寒。所以气候湿热的江南不出名马，高寒地区也一样不出名马。

因此，吐蕃虽然拥有大量的草场，但畜牧业依旧十分脆弱，成不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也是吐蕃对外输出的产品，主要是以食盐、羊绒和毛纺品的原因，而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则是粮食和茶叶。一旦高原上形成了统一的政权，整合了内部势力、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开始增长，必然会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的道路。因为以高原的自然环境和劳动生产力限制，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估计也就在二百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吐蕃的人口基数已经达到了人口数量的上限，整个社会出现对外扩张的动能，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摆在松赞干布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要不就在高原上忍着，反正别人也打不上来；要不就是找一条通道走下高原，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很显然松赞干布选择了后者，他找到了走向王朝的最后一块拼版，这就是吐谷浑。

那为啥非得是吐谷浑，而不是山那边的印度呢？吐蕃不是没揍过印度，揍过，而且揍了不止一回，每次都把印度揍得满地找牙。所以，印度不是问题，是印度那地方有问题。

向南发展基本没戏了，那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行不行呢？答案也是不行！因为，横亘在康区的横断山脉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了。还别说依靠牲畜运输的古代，就是现在川藏公路还年年断路呢。在唐蕃争霸的过程中，吐蕃也曾取道康区进攻过剑南，但实际战例已经证明了，多山地貌让双方都打得非常挣扎。

那向西北跨越昆仑山，进攻于阗争夺西域行不行呢？答案也是不行！先不说穿越昆仑山的道路问题，就是南疆沙漠夹杂绿洲的地貌，就对大兵团作战有天然的制约。

唐蕃在南疆的战争，全都依赖周边种族的支援，甚至可以说周边种族的支持与否足以决定战争的走向。而且，就算获得了战争的胜利，长期驻军的消耗也是个天文数字。武周时期唐军在重创吐蕃之后，在安西四镇驻军两万人，结果是朝中大臣炒成了一锅粥，就是因为花钱太多。甚至狄仁杰这样的名相，都上书要求裁撤安西四镇。以吐蕃的国家经济，根本无力支持长期驻军的消耗。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染指河陇，虽然路上也有巴颜喀拉山的阻隔，但巴颜喀拉山的山势比较平缓，而且山口的海拔只有4800米，对吐蕃军队来说形不成阻碍。文成公主进藏也选择翻越巴颜喀拉山口的道路，可见这在当时是一条非常成熟的通道。而在巴彦喀拉山北面的布青山、阿尼玛卿、鄂拉山形行不成严密的道路闭锁，再加上从那曲开始就是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所以，向北发展干掉当地小霸王吐谷浑，才是吐蕃最后一块帝国拼版。

现在一说到吐谷浑，大家脑子里想的就是青海湖周边，也确实吐谷浑王城确实在那边，但吐谷浑的疆域可不仅限于青海湖周边。这个国家的形状有点像驴肉火烧，是个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条形。西部边境都已经伸进新疆了，鄯善、且末都在它的版图内，东边的边境紧紧顶着湟水河谷，这条河谷是青海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吐蕃最缺啥呀？粮食呀！占领了吐谷浑就能从湟水河谷抢粮食，进而实现以战养战。另外，占领了吐谷浑，向西可争霸西域，东可攻击陇右，北可威胁河西走廊。这就是吐谷浑的战略十字路口地位，吐蕃占住了这地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它才是吐蕃的帝国拼版。也正是在占领了吐谷浑之后，吐蕃才掀起了一波进攻狂潮，把长安宫殿里的唐高宗愁得一把一把掉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