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略美国研究中心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关税政策是调节国际贸易、保护本国产业、维持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的重要经济手段。然而，近年来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引发了全球贸易格局的剧烈动荡。这种策略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中国又该如何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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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使用关税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其效果远超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这种策略之所以令各国难以抵抗，并非仅仅因为关税本身，而是源于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强大的单边法律工具、美国经济的结构性优势，以及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经济胁迫机制，迫使贸易伙伴——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最终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并常常在不对等的条件下做出让步。我们尝试对美国的三大经济胁迫手段进行剖析，并对其经济后果进行分析，提出中国应对建议。
法律工具箱：深入解读“301条款”与“232条款”
美国行政部门能够绕开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框架、单方面发起关税行动，其权力根植于国内贸易法中的特定条款。这些法律工具赋予了总统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扮演了“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的多重角色。
“301条款”，即《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是美国对抗其单方面认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核心武器。其运作流程完全由美国主导：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起调查，既可以应国内产业界的请求，也可以自行启动。随后，USTR会举行公开听证会，收集各方意见，并最终发布拟议的征税清单。这一过程虽然包含公众参与环节，但其本质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法律程序，却被用于裁决国际贸易争端，这迫使外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内、按照美国的规则进行博弈，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美方的主场优势。更重要的是，“301条款”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开放型”法律机制，其适用范围已从最初的商品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使其成为一个灵活且威力巨大的政策工具。
如果说“301条款”的理由是“不公平贸易”，那么《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则动用了一个更具威慑力也更模糊的概念：“国家安全”。该条款授权美国商务部对特定产品的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并由总统最终决定是否采取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限制措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国家安全”的定义被极大地泛化，从传统上的军事国防领域扩展到了基础工业。2018年，美国正是以此为由，对全球范围内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了25%和10%的关税。此后，调查范围甚至进一步扩大到汽车及零部件、关键矿产和铜等领域。其征税清单覆盖范围之广，从基础金属到半导体、家具乃至玩具等日常消费品，充分显示了“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巨大弹性，使其成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借口。
霸权红利：美元的主导地位与市场规模
美国关税之所以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关键在于其独特的经济结构性优势。
首先是美元霸权。全球绝大多数贸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这使得美国的关税政策能够通过汇率渠道充分放大其威力。当美国加征关税引发全球贸易紧张时，往往会触发市场的避险情绪，大量资金涌向被视为最安全的美元资产，从而推高美元汇率。对于出口国而言，其本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意味着它们必须自行吸收部分关税成本，以维持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与此同时，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品—美元—美债”循环：贸易顺差国赚取的美元，大部分会回流至美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以极低的成本为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这种机制赋予了美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使其能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承受其自身发起的贸易战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尽管美元升值可能会扩大贸易逆差，与关税政策的初衷相悖，但这种内在的矛盾反而凸显了美国经济体系的独特之处：它能够承受并利用其政策工具间的冲突，而其他国家则只能被动适应。
其次，是美国作为全球最终消费市场的无可替代性。美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之一，尤其在北美地区，其在消费网络中的占比高达85%。对于全球众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进入美国市场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种高度依赖性造成了严重的权力不对等：失去美国市场对出口国的打击，远大于关税成本上升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因此，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多数国家最终的选择往往是妥协和谈判，而非全面对抗。
抵抗的困境：盟友与对手为何纷纷让步
面对美国的关税攻势，无论是盟友还是战略竞争对手，都发现有效的抵抗极为困难，最终往往被迫达成有利于美国的解决方案。
以欧盟为例，其应对策略呈现出“软硬兼施”的摇摆姿态。一方面，欧盟准备了价值数百亿欧元的反制关税清单；另一方面，又始终将谈判作为优先选项。这种犹豫源于其内部的深刻分歧：德国等出口依赖型国家倾向于通过谈判化解争端，而法国则主张更强硬的“战略自主”。同时，许多欧盟成员国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这使得它们在贸易争端中投鼠忌器，担心经济摩擦会外溢至安全领域，从而限制了其反制措施的力度和决心。
《美墨加协定》（USMCA）的谈判过程则更清晰地展示了关税威胁如何转化为美国的谈判成果。通过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美国成功迫使两国接受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将汽车的北美零部件价值占比从62.5%提升至75%，旨在将亚洲供应链挤出北美市场。尽管USMCA在名义上保留了三国间大部分商品的零关税原则，但协定明确允许美国保留使用“232条款”和“301条款”的权力，这无异于将美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工具合法化和制度化。面对失去美国市场这一不可承受的后果，即使是与美国经济深度融合的紧邻，最终也只能选择让步。
日本的经历也颇为相似。在面临美国可能对其支柱产业——汽车行业加征关税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选择签署一份“迷你”贸易协定。该协定以日本开放牛肉、猪肉等农产品市场为代价，换取了美国不对日本汽车加征新关税的承诺。这是一种典型的“丢车保帅”策略，即牺牲相对次要的领域，以保护国家经济的命脉。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美国的关税大棒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总能精准地瞄准目标国家最脆弱、最不愿放弃的核心经济利益，迫使其在非对称的压力下做出让步。
经济后果：全球影响与成本分摊
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的预测一致表明，大规模的关税战将导致全球GDP增速放缓、国际贸易量萎缩，并显著增加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关税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会抑制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寒蝉效应。
关于关税成本的承担者，尽管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辞令声称由外国进行支付，但大量经济学研究表明，成本最终主要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关税直接推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给美国带来了通胀压力。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近期的关税行动中，由于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处于历史高位，它们有能力吸收部分增加的成本以保住市场份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消费者的直接负担。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内部的适应能力，但本质上是将关税成本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
此外，关税并未实现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制造业回流”目标。关税的主要效果是贸易转移：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但这些缺口被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迅速填补。全球供应链只是进行了重组，而非回归美国本土。这一过程不仅未能根本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格局，反而可能因为供应链重构的摩擦成本而推高了最终产品的价格。
美国的关税武器，其真正的战略价值或许并非传统的贸易保护，而在于其作为一种强大的系统性颠覆工具。通过单方面行动打破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和预期，美国制造了巨大的全球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成本，迫使所有贸易伙伴重新评估其供应链风险，并寻求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以获得豁免和稳定。其深层目标可能并非简单地减少贸易逆差，而是在一个美国感到失控的全球化世界中，通过制造危机来重塑规则，重新确立其中心地位。
与此同时，美元霸权与关税政策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而又强大的共生关系。关税引发的全球动荡往往会推高美元，这虽然可能恶化贸易逆差，但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反过来又为美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融资能力，使其能比任何对手都更好地承受自己制造的经济风暴。这是一个独特的反馈循环：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来发动贸易战，而贸易战带来的混乱又反过来巩固了其霸权地位的金融基础。
打破经济胁迫：中国应对的三大策略
面对美国体系化的经济胁迫，中国必须确立一套长期、全面、主动的战略框架，对内构筑坚实的“防御堡垒”，对外开拓独立的“战略空间”，以及在博弈中运用“差异化外交”，从而对冲、削弱并最终打破美国的“三元胁迫体系”。
对内构筑“防御堡垒”
首要任务是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减少对美国主导体系的依赖。
一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举全国之力在半导体、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生态，有效瓦解美国的技术胁迫能力。
二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自身庞大的国内市场培育成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中心，形成强大的“反向引力”。当中国市场成为全球跨国公司不可或缺的利润来源时，这些公司将成为反对对华“脱钩”的有力声音。
三是强化战略资源管控。利用在稀土、新能源等领域已形成的优势，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出口管制制度，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增加对手“脱钩”的成本和顾虑。
对外开拓“战略空间”
仅有防御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主动出击，积极构建一个能够对冲美国主导体系的国际经济与金融新架构。
一是系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是瓦解美元霸权的直接手段。关键举措包括：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功能，使其成为可替代SWIFT的综合性金融基础设施；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建设深度和广度兼备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并利用数字人民币（e-CNY）的先发优势，探索绕开美元代理行体系的新型跨境支付路径。
二是构建“南南合作”经济圈。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员后的“金砖+”机制以及RCEP，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经济合作网络，并在其中推动本币结算，形成独立于西方的经济循环。
三是发展战略性“法律战”能力。娴熟运用《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工具，使其从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威慑。同时，继续利用WTO等多边平台，团结广大受害国，在国际法和道义上挑战美国单边主义的非法性。
灵活运用“差异化外交”
美国的联盟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充满利益矛盾。中国的差异化外交就是要精准地识别和利用这些分歧。
一是锁定关键“摇摆力量”。将外交和经济资源重点投向德国、法国等欧盟核心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中国应通过深化合作向其展示与华合作的巨大利益，抬高其追随美国极端对华政策的成本。
二是利用美联盟内部的利益冲突。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对欧洲产业构成了直接威胁，引发了欧盟的强烈不满。中国可以巧妙介入，支持欧洲追求“战略自主”，在特定领域成为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三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团结广大国家共同反对美国的单边霸凌行径，占据道义高地。
华略美国研究中心，着眼于中美博弈大背景下美国动向及中国应对，依托华略智库深度分析能力和信息渠道优势，对美国贸易、投资、产业、创新、金融、人才等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深度分析，剖析美国政府真实战略意图及深层次考量，预测美国下一步战略决策和政策走向，分析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或冲击，提出针对性应对举措建议，避免战略误读误判，为有关部门及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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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就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