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孙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1975年南京817部队家属区凶杀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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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29日上午8时，解放军驻南京817部队随军家属、也是部队工厂的职工吴淑华来到南京市公安局下关分局挹江门派出所为她丈夫——817部队技术员徐基昌的祖母谢泉娣注销户口，在管理户籍的内勤民警问及谢泉娣的死因时，吴淑华声称：“我爱人徐基昌的祖母谢泉娣，84岁，曾因心脏病晕倒抢救过。今天上午，我爱人上班后回家拿草纸大便，发现祖母摔倒在厨房，一地血，跌死了。”

老照片，派出所办公室的日常画面

老照片，对辖区居民户口档案开展统计核准工作的户籍民警

吴淑华的话当即就引起了户籍警的怀疑，是怎样的一跌会跌成一地血？因此，他以“死因不明”为由拒绝注销户口，需要亲眼查看才行，并立即向下关分局进行上报。随后，该户籍警领着一名同事跟着吴淑华前往817部队家属区徐基昌家进行现场查看。查看的结果证实了户籍警的怀疑——他发现死者谢泉娣的头部有多处钝器造成的打击伤，这显然不可能是跌倒造成的。换句话说，84岁的谢泉娣老人的死不是意外，而很可能是一起凶杀。于是两名挹江门派出所的户籍警一名留在现场进行看护，另一名立即返回派出所，向下关分局刑侦处报案，要求刑侦处派人前来对现场进行仔细勘验。

当下关分局刑侦处的侦查、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无不皱起眉头。由于帮忙处理谢泉娣的后事现场经人进进出出，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谢泉娣的遗体也已经从厨房被挪到了房间里的床上，脸部已经经过了擦洗，厨房的地面也已经经过了洗刷和打扫，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提取的有价值的物证了。

死者谢泉娣的孙子——解放军817部队技术员徐基昌说：“我当天去部队上班后不久，因为拉肚子没有草纸，所以就回家拿草纸大便时（当时的家属区厕所和住家是分离的），发现祖母（谢泉娣）就已经跌倒在地。我给她做了十几分钟的人工呼吸，但她已经不行了，就关了门，回部队把爱人吴淑华叫回家，一起来的还有部队上的几个人，是一起到家的。”

帮忙料理谢泉娣后事的几个邻居说：他们随着徐基昌一起进屋时，死者谢泉娣是仰卧在厨房的地上，双手呈上举的姿势，左手拿着一块沾满血的湿毛巾，嘴巴上有明显擦拭过的痕迹；水池边上也有血迹，水龙头当时是半开状态，水流还在往池子里流。看样子是死者跌倒后曾经爬起来到水池边洗过，然后体力不支又跌倒了。厨房的地上有一大滩血迹，死者的头部有好几处伤痕，他们以为可能是死者跌倒后爬起来又跌倒，反复几次造成的。

然而，法医对死者尸体的尸检却并不支持邻居的说法：经尸检发现，死者的头部、颈部、手部的皮肤表面都留有扼、捂、抓留下来的痕迹。头部总共有伤口十二处，其中一处位于头顶，另外十一处环布那处头顶伤的四周。所有伤口的分布方向虽然不一致，但其大小和形成原因均基本相同——系被同一把钝器多次击打造成。根据死者颅骨凹陷骨折的情况分析，判断凶器是一把小铁锤。

死者的遗体经解剖发现，除了头部的钝器打击伤外，其胸部上还有多达三十一处的骨折情况。至此，警方完全排除了死者因心脏病或年老意外跌倒致死的可能性，认定84岁的谢泉娣死于凶杀，且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极为凶残，在当地引起了公愤。因此，下关分局刑侦处抽调警力组成专案组，专查此案。

现场位于多伦路二十号，紧靠多伦路和花家桥路口的马路边，交通十分方便，往来人员非常复杂，既有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有外来人员作案的可能性。

今日的多伦路花家桥路口

此外，虽然现场遭到严重的破坏，可是专案组的侦查员们还是以极大的毅力和决心在案发当天进行了三次现场勘查，第二天又进行了六次现场勘查，目的是摸清楚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过程，确定侦查范围和搜集犯罪分子留下的物证。同时，对死者家属以及所有进入过现场的人一一进行确认并逐个进行调查访问。

老照片：进行室内现场勘查的民警

现场勘查发现，所有的侧门和窗户都是从里面插上的，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被撬、被砸以及翻动的迹象。经死者家属证实，家里的物品全都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任何一件物品丢失，因此专案组首先排除了因入室盗窃而被发现，进而行凶杀人的可能性。

经死者家属和邻居的证实，死者生前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大门经常是反锁的，凡是串门的邻居要进门前必须得先敲门并自报身份，死者确认后才会来开门。在勘查中，侦查员在厨房墙壁较高的部位发现少许新鲜的喷溅型血迹，由此说明凶手是趁死者站立不备的时候突然实施的打击。此外还发现，水池边上的血迹有非常明显的涂抹迹象，换句话说就是有人将血迹故意涂抹在这里形成的这处血迹。

据此，专案组判断，厨房是第一凶杀现场，而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伪装。

在对现场搜查的过程中，侦查员们在户主徐基昌卧室的五斗橱抽屉里发现了一把奶头式木柄小锤，虽然锤子经过了冲洗，但是依然在锤头和木柄的接缝处肉眼可见有残存血迹，经现场化验其血型和死者的血型是一致的。且通过模拟锤击测试，这柄锤子击打所造成的伤口和死者头部的伤口的直径和宽度都十分接近。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这柄奶头式小锤就是作案凶器。

木柄奶头锤

据此，专案组判断，行凶者是死者家庭内部成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不排除相熟的邻居所为，从而确定了大致的侦查方向和排查范围。

负责查访的侦查员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在案发第二天——也就是3月30日就查清了死者和其家庭成员在案发当天的活动情况。发现其他人的活动情况都很正常，唯独死者孙子——即817部队技术员徐基昌的行踪十分反常。

群众反映，徐基昌是早上7点半离开家去部队上班的，然而8时10分左右他回家过一次，这次他回家时，死者谢泉娣正在家门口和几个邻居说话，因此这几个邻居都看到了徐基昌，徐基昌和死者和这几个邻居打了声招呼进了门，不一会就又出来回部队上班了。9时左右，徐基昌第二次回家，是敲门入内的，过了十来分钟徐基昌就从家里出来跑去部队叫人了。这期间除了徐基昌两次从部队回家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进出过现场。所以，专案组将徐基昌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然而，经过调查走访，徐基昌似乎又和专案组刻画的凶手的形象并不吻合：徐基昌作为817部队的技术员，曾经立过两次三等功，还是共产党员，在部队的表现一贯不错。且徐基昌幼年时他的父母就相继病故，完全是由祖母谢泉娣一手养大的，祖孙感情非常好。1972年，完成提干的徐基昌将谢泉娣的户口从农村迁入南京市和他一家一起生活，且孝顺备至，不让她干家务活，也不用她帮忙带小孩，说是怕把老太太给累坏了。此举不论在部队里还是在家属区的街坊邻里都是有口皆碑，众人对徐基昌的孝顺都打了五星好评。而且从1972年到案发前，街坊邻里从来没有听到徐基昌和谢泉娣有过任何一次争吵，徐基昌甚至对谢泉娣都没有大声说过话，似乎看上去，徐基昌并没有杀害自己亲祖母谢泉娣的作案动机。

部队技术员

然而，专案组并没有被表象所迷惑，而是在3月30日夜到3月31日凌晨对徐家所在的多伦路21号院的19户居民以及其它家属院和徐基昌夫妇相处较好的人进行逐人逐户的调查访问。结果发现一个怪异的现象：这些街坊邻居虽然对徐基昌的印象很好，但对徐基昌的妻子吴淑华的印象却并不好。对吴淑华最为看不惯的是吴淑华毫不掩饰自己心中对谢泉娣的厌恶，经常在明面上亲热地跟着谢泉娣叫“奶奶”，但在背地里却称呼谢泉娣“老东西”，并且诅咒谢泉娣“早死早好”、“嘴这么大、牙那么小，克小辈”、“不知道哪天死”。

并且声称不让谢泉娣做家务、带小孩完全是因为她嫌谢泉娣“又脏又臭”。在这期间，谢泉娣几次要求回农村老家去住，但都遭到徐基昌的阻拦，为此部队领导专门找徐基昌谈过话，要他“端正态度，解决好家庭矛盾问题”。徐基昌的一位战友透露，有次晚上徐基昌和他聊天诉苦，说不让谢泉娣回农村是因为害怕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因为如果谢泉娣回了农村，他为了维持“孝顺孙子”的人设还得每月寄去抚养费，还要定时请假去农村探望，会多很多的“麻烦”。

此外，专案组还得知一个重要情况：案发前一个星期，也就是3月22日，谢泉娣因为呕吐不止而被送到医院救治，医生诊断是敌敌畏农药中毒。结果送谢泉娣就医的徐基昌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谢泉娣心脏不好引发的昏迷，认为医生水平不够，是误诊。当时这事闹得很大，很多人都目击到了，后来也不了了之，但是当天医院的就诊记录和医嘱上白纸黑字的记载：谢泉娣确实是按照“敌敌畏中毒”的诊断进行的洗胃治疗，并在第二天出院。

老照片：70年代的医生

至此，徐基昌杀人的嫌疑随着家庭矛盾被揭开而越显凸出，而徐基昌的妻子吴淑华怕是也逃不掉嫌疑。正面接触徐基昌夫妇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31日一早，专案组分别找徐基昌和吴淑华夫妇谈话，在这一天先后和两人谈了九次话，每次谈话都不追不逼，任其说话，不予打断不予驳斥只进行记录。徐基昌一口咬定当天是因为拉肚子，在第二次回家拿草纸大便时发现谢泉娣跌倒在地，他做了人工呼吸无果后才去部队上叫人回来。

然而，当被问及案发当天上午他的活动时，徐基昌一会儿说到部队礼堂听报告，一会儿又说没进去听。对厨房的侧门一会说是插上了，一会儿有说没插上，是开着的。自称早晨起来就拉肚子，却不随身携带草纸，而去部队不到一个小时就两次回家拿纸大便，这条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其自称对祖母非常孝顺，但发现祖母躺在地上大量流血时居然不包扎伤口。仔细检查徐基昌的衣服，发现衣服上的血迹都是喷溅型血迹，根本没有擦蹭状血迹，这和其自称对死者进行人工呼吸的说法不相吻合。

当晚，专案组正式传唤徐基昌，揭露其家庭关系和前几次谈话中的主要矛盾，徐基昌顿时慌了手脚，表示：“第二次回家时看见祖母跌倒在地上，伤势很重，怕不死不活今后成了累赘，所以我临时起意，将她搞死了。”

“徐基昌，这个时候你还敢不说实话吗？一个星期前谢泉娣敌敌畏中毒的事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没数吗？！”

一听这话，徐基昌浑身一颤：“什么？这事你们怎么也知道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干过的事情你自己交代还是我们帮你回忆你自己选！”

“唉，命啊，我说我说。”

原来，徐基昌确实很孝顺谢泉娣，然而其妻子吴淑华对农村出身的谢泉娣极为厌恶，在吴淑华的影响下，徐基昌对谢泉娣的感情也逐渐变坏，并产生了杀害的念头。案发前一个星期，也就是3月22日一早，徐基昌将“敌敌畏”拌入谢泉娣的稀饭中，然而谢泉娣只吃了几口就口吐白沫到底抽搐，正好有战友来串门，只好将她送去医院抢救，因此还和医生发生了冲突，奸计未能得逞。

3月29日上午，徐基昌第二次潜回家中，敲门进入，然后趁着谢泉娣在水池边洗碗的档口用铁锤猛击她的头部，将她打倒在地。倒地后谢泉娣断断续续的轻声呼救，徐基昌连忙跪压谢泉娣的胸口，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并用毛巾捂住她的嘴，最终将一手拉扯自己长大成人的祖母残忍杀害。

事后，为了掩盖罪行，徐基昌将死者的血涂抹在水池边上，谈话清洗了死者的脸部，将毛巾塞在死者的左手，伪造了死者跌倒意外死亡的现场，然后锁门去部队叫人。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徐基昌因故意杀人罪被南京军区军事法庭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