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出品方/作者：平安证券，魏伟、陈骁）
一、 宏观背景：缩小“三大差距”是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从快速上升到稳中略降的演变，但目前仍然存在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问题。我国区 域经济战略布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均衡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30 年采取了均衡发展策略，恢复经济建设是 核心任务，支持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当时虽然实现了均衡发展，但由于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 且项目过于分散，市场力量不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总体经济效率。
第二，东部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近二十年里， 我国大力支持东部地区先富起来，政府将各种资源向东部地区倾斜，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的快速发展，但 也带来了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东部地区 GDP 在全国 GDP 总量中的占比自 1977年的 42.8%升至 2005年 最高近 55.5%，同期西部地区 GDP 占比自 20.9%降至 17.1%，全国各省 GDP 规模的最大与最小值的比值自 1977年的 40 倍左右升至 1995年近 106倍。
第三，区域协调阶段。为了缩小区域差距，我国自 1996年“九五”计划开始引导区域协调 发展，通过一系列财政、投资政策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全国各省 GDP 规模的最大与最小值的比值也自 20世纪 90年代最 高 106倍逐渐收敛至 2020年的 58倍左右，东部地区 GDP 占比自 2005年的 55.5%缓慢降至 2020年的 51.9%附近，同期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GDP 占比分别自 18.8%和 17.1%升至 2020 年的 22.0%和 21.1%，但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比持续下行， 自 8.6%下降 3.6个百分点至 2020年仅有 5.0%。
新发展格局下，为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将逐渐从“促进先富”到“带动后富”、“协调兼顾”转变。在本系列第 一篇报告中，我们已经强调了在经济总体量达到一定规模、经济增长的最快阶段过去之后，经济政策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 转变，即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公共富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 “更加注重公平”。
在此背景下，弥合区域发展差距仍将是未来区域协调的重点方向，一方面，更大力度地支持落后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在支持相对富裕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引导其积极参与对欠发达地区的 扶持工作，最终实现各地区之间的高质量协调发展。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二、 政策回顾：以“总体+重点”区域战略助力协调发展
我国已形成以“四大区域板块”总体战略为基础，多个“重点区域战略”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九五”计划（1996-2000 年）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方针，标志着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后，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围绕“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主线展开；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国家继续加码跨区域协调政策支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等，区域规划不断细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也进一步清晰。面对不同重点区域的发展路径，通过健全市场机 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 格局。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
2.1 总体规划：四大区域板块的差异化定位与协同发展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包括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2006 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 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规划，整体政策思路由改革开放后的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 战略转向保持东部优先发展、同时加大对中西部支持的兼顾方式，特别地，结合实施国家脱贫攻坚行动计划，重点支持老少 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将在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中充分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中西部地区 将在挖掘内需潜力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东北地区则致力于把转型升级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促 进优势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高端化升级。
第一，西部大开发2战略于 1999 年提出，聚焦基建和生态保护，逐渐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发展 相对缓慢，主要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保护相对复杂等制约，为了解决西部地区的“落后病”，1999年召开的 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该战略自实施以来已横跨五个五年规划，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 源储备，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优化，从而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具体来看，最初支持政策主要聚焦夯实基建和生态环境保护； 随着政策深入实施，西部开始对接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大门户城市开放力度；新时代西部地区则以创新能力建 设为核心，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第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于 2003 年正式实施，通过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优化等措施摆脱经济萧条。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拥有巨大的存量投资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随着我国逐渐加入全球化后外贸型经济 的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加速增长，东北地区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区域发展后劲不足。此后，国家持续加大对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其内生发展活力，最初是从粮食、生态、能源等领域改 革入手，此后增加了维护国家国防和产业安全两大重要任务，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造提升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第三，中部崛起3战略于 2006 年提出，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东中西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中部 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连北的区位优势，但是由于科技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业附加值仍有待提升，其与东 部差距持续扩大。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旨在激活中部地区的发展动能。 促进中部崛起的初期任务重点在于建立和巩固“三基地、一枢纽”，即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 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此后，在继承原有“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基础上，我国对中部地区提出了“一 中心、四区”的新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充分挖掘投资和消费潜力。
第四，东部地区4率先发展战略旨在巩固改革开放后东部优先发展的成果，在新时代引领全国创新升级。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便将政策支持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此后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崛起，但在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东部地区出现 了经济增速放缓、传统竞争优势不断下降等问题。2006 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聚焦 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随着东部地区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将自身优势与“一带一路”倡议充分结合，其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断提升。
2.2 重点区域：构建城市群增长极、帮扶欠发达地区
在四大区域板块战略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在重点区域建立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同时引导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一方面， 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重点发展城市群和建立国家级新区等。其中，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 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另一方面，针对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区域进行扶持，根据要素禀赋提出分类发展战略。
第一，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带动作用，助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打造新的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增长极。城 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和增长极。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城市群建设从上海经济区开始；到 20世纪 90年代，受益于沿海城市制造业商贸业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城市群萌芽发展；2006年，“十一五”规划提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 对内陆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中国迎来城市群战略时代；到 2021年，“十四五”规划包含了 19个城市群。截至 2021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已出台 12 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纲要，一系列规划政策反映了城市群在推进城镇化及引领区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地位。
不同城市群由于各自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等因素不同，形成了差异化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以重点城市群的发展 为例，其一，长三角城市群定位于经济转型，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其二，京津冀城市群定位于制度改革，呈现“传统制造重工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产业布局，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制度优势，探索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路径。其三，成渝城市群定位于产业协 同，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其他城市 产业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其四，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于引领创新，其东岸主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带，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为主，沿海则为生态保护型产业带，包括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大湾区利用其良好的科技创新 基因和文化氛围，吸引了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的聚集。（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同时，我国还通过设立国家级新区扩大对外开放，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国家级新区通过集中投入、改善环境， 吸引全国和全世界投资，集聚产业和人口，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地区。其中，1990 年最初在上海设立浦东新区 进行试点，其战略定位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自主创新先导区等；随着现代制造业的重视和 发展，2006年又成立了滨海新区，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2010年首次在西部设立重庆两江新区，打造内陆重要的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2014 年第一次在东北地区成立金普新区，成为引领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2015 年首次在中部成立湘江新区，建立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创新创意产业聚集区；2017 年设立雄安新区，成为非首都功能 疏解集中承载地。截至 2021 年 10 月，国家级新区共有 19 个，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有 8 个、2 个、6 个和 3 个。
第二，对于老少边穷地区等弱势区域，在战略上建立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新模式。2017 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 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将加大对老少边穷等短板区域的扶持摆在重要位置。对于 具有发展潜力的老少边穷地区，重点是通过对其自身要素的重组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形成内生的发展动力；对于自身潜力相 对偏弱的地区，则是通过区域援助政策或者人口异地搬迁实现包容性增长。
其中，中央主导下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东西部协作是在实践探索 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自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初步提出实施，既具有东部地区帮扶西部地 区的属性，也具有东西部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特征。近年来，随着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深化，区域之间的产业合 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等不断加强，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浙江省对口帮扶四川省为例，2021 年 5 月 31 日，浙江省结对帮扶四川省新增加 28 个县，共结对四川省 68 个县。在帮 扶方式上，按照“区域相对集中、力量综合匹配、延续历史特色” 等原则，浙江省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产业协作， 浙江省发挥浙商群体的产业优势，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投身四川发展，推动实现四川与浙商群体的双赢发展。二是数字化转 型，浙江省积极推动四川省数字化转型，助力四川提升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水平。三是消费帮扶，利用浙江省的市场优势，帮 助改造提升四川农产品的基础设施，促进四川“互联网+”新业态发展，帮助四川产品开拓销售市场，并积极协助四川建设 一批专业市场，不断扩大四川特色产品的影响力。四是文化交流，利用浙江文化不断推进浙川的文化交流，积极探索旅游合 作、教育合作等文化交往新模式。五是援派铁军，加大干部培养，精准发力，鼓励创新，更好地激励援派干部人才担当作为。 自 2016 年脱贫攻坚战以来，浙江省累计选派 100 名干部和 3000 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赴四川挂职，累计实施帮扶项目 1700 多个、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52.8亿元。
另外，四川省也出台一系列措施进行省内对口帮扶藏区贫困县。四川省自 2012年启动首轮省内对口支援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至 2016年，成都、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乐山、宜宾等 7个市，对口支援藏区 20个贫困县，形成了“7+20” 结对帮扶机制。到 2016年底，累计到位对口援藏资金 24.91亿元、实施项目 529个、选派援藏干部人才 3677名。
2017年 四川省继续出台省内对口帮扶藏区贫困县的五年规划，并由“7+20”扩展为“9+32”，各地通过各受援地贫困户现状分布和 脱贫计划安排，进行帮扶项目实施。以武侯区对口帮扶甘孜州白玉县为例，主要以产业扶贫为主，大力发展贫困县生态文化 旅游、农牧种养业、中藏药等富民增收产业，并且充分发挥武侯辖区内名优企业聚集优势，打通藏区农产品的销售通道。截 至 2020 年 2 月，四川藏区实现了全域脱贫摘帽。
三、 区域差距：东中西、南北地区与板块内部仍有分化
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空间不平衡问题，在四大板块之间和板块内部均有分化。虽然在近二十多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基调 指引下，不同区域板块之间融合协同性增强，区域发展差距止住了此前持续扩大的势头并开始逐渐缩小，但差距缩小速率相 对缓慢，无论是从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对比，还是从南北方对比，又或是从各板块内部对比来看，存在着经济发展 不平衡对的问题。本篇报告将从经济总量与地方财力、产业结构与研发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等四个维度，重点分析我国区域差距的现状。
3.1 经济与地方财力：东部地区发展领先，西部和东北赤字率较高
从各省经济规模看，东部地区显著领先。一方面，各省 GDP 总额数据显示，2020年广东、江苏成为全国两大 GDP 总额超 过 10万亿元的省份，而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五省 GDP 总额不足 1万亿元。另一方面，各省人均 GDP 数据显 示，2020年东部地区各省人均 GDP 均值超过 10万元，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各省均值的 1.7、1.8和 2.0倍；其中， 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遥遥领先，2020年人均 GDP 均超过 15万元，而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等五省人均 GDP 低于 5 万元。
从各省财力来看，东部省份财政收入领先，西部和东北地区财政赤字率偏高。一方面，与各省 GDP 发展水平相对应，东部 地区公共财政收入规模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广东省和江苏省的 2020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别达到 1.3万亿元和 0.9万亿元， 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五省区财政收入不足 1000亿元。另一方面，从赤字率来看，西部和东北地区财政压力较 大，西藏、青海、甘肃等三省区的 2020年公共财政赤字占地区 GDP 的比重最高，分别为 104%、54%、37%；黑龙江、新 疆、宁夏、吉林、贵州、海南、广西等七省区也均超过 20%，而当年全国公共财政赤字率为 6.2%；相比之下，上海、北京、 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六省市赤字率均低于 5%。
3.2 产业结构与研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转型升级领先
在我国整体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东部地区转型进度更快。近年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稳步提升，第三产业 GDP 占比于 2012年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截至 2020年，全国第三产业 GDP 占总额的比重达到 54.5%，高于第二产业 16.7 个百分点，高于工业 GDP 占比 23.7个百分点。分地区看，第三产业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的特征，2020年仅有 7个省份 的三产比重超过全国水平，北京、上海、天津、海南等东部省市向服务经济转型进展更快，其三产比重在 60%-85%左右， 平均超过工业 GDP 比重 30个百分点以上；另外，西藏、甘肃、云南等西部旅游省区的三产与工业 GDP 比重的差值高于全 国水平。工业发展方面，中部和东部省份的工业 GDP 占比相对高于全国水平，山西、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五省的工 业 GDP 比重超过 35%，西藏、海南、北京的工业 GDP 比重低于12%。
外贸经济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外贸依存度较高，川渝外贸发展领先西部地区。我国整体外贸依存度在加入 WTO 前后快速提升，2006年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64.2%，2020年外贸依存度降至 31.7%。分地区看，各 地外贸发展也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主要受益于沿海区位和制造业基础雄厚等优势，其中，上海 2020 年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最高，近 90%；北京、广东、浙江、天津、江苏、福建等省市的外贸依存度高于全国总体 水平。在中西部内部看，重庆、四川的外贸经济发展相对领先，2020 年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分别为 26.1%和 16.6%； 相比之下，青海、西藏、贵州、宁夏、甘肃等部分中西部省区的外贸依存度不足 5%。（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科研创新方面，研发投入同样集中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近年来，我国在稳步增加创新研发投入，2020 年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 2.4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比重升至 2.4%，为历史最高水平。各地区研发强度仍然呈现“东 高西低”的特征，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较高的经济实力、领先的产业升级进展、高素质人才聚集等优势条件的支撑 下，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四省市的 2020年 R&D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 3%，其中，北 京最高，约 6.4%；而西藏、新疆、青海、广西等地的研发强度不足 1%。
3.3 居民生活水平：东部沿海人均收入较高，但买房压力更大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同样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递减的特征。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2020年达到人均 3.2 万元水平，2016-2020 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速为 7.9%，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自 2015 年的 1.4 倍升至 2020 年的 1.5倍。分地区看，2020年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水平的省市区仅有 9个，其中，上海最高，当地人均可 支配收入约 7.2 万元，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的人均收入水平在 4-7 万元之间；中部地区各省水平差异相对较小， 平均在 2.5-3万元左右，处于 31个省中的中部水平；西部地区整体相对落后，甘肃、西藏、贵州等省区 2020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不足 2.2万元；而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接近 3.3万元，略高于全国水平，但吉林和黑龙江 收入水平相对落后，在 2.5 万元左右。
收入对支出的覆盖度方面，各地差异性显著，发达地区居民买房压力较大。一方面，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收入的比 值来看，2020年北京和长三角地区的收入对消费覆盖度更高，普遍在 1.6-1.8倍左右，西藏、山西、内蒙古、辽宁也相对较 高，在 1.6 倍上下浮动；而湖南、云南、四川、青海的覆盖度相对较低，平均在 1.3-1.4 倍左右；甘肃覆盖度最低，当地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仅为 1.25。另一方面，从房价收入比来看，发达地区居民买房压力更大，2019 年 50 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最高，接近 34倍；上海、三亚、北京在 20-25倍左右；中西部地区城市买 房压力相对较小，银川、长沙、呼和浩特等城市 2019 年房价收入比不到 7 倍。
3.4 基建与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有待改善，中西部相对落后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呈现局部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其中，在公路建设方面，2020年全国公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 54.1 公里，较 2019 年增加近 2 公里，同比增长 3.7%。分地区看，公路建设相对落后地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广人稀的省区， 仅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六省区 2019年公路网密度5低于全国水平，同期重庆、上海、山东、河南等 地的公路网密度相对较高，超过 160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在铁路运营方面，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4.6万公里，铁路 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 1.5公里，较 2019年增长 4.6%。分地区看，天津、北京、上海三个直辖市的铁路网密度遥遥领先， 平均在每百平方公里 7-10 公里左右，辽宁、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中东部人口大省的铁路网密度也相对较高，平均在 每百平方公里 3-5 公里左右，而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势复杂的西部省区每百平方公里的铁路营业里程不足 0.5 公里。
我国整体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待提升，医疗、教育资源配置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但仍有待改善。第一，在医疗资源方面，人均 病床等基础设施呈现西部相对东部宽裕的特征，而人均医生数则呈现北京和长三角全国领先的态势。从人均床位数来看， 2018 年全国卫生机构每万人床位数为 60张，辽宁、新疆、四川、重庆相对领先，超过 70张；湖南、贵州、湖北、陕西、 黑龙江平均在 65-70 张区间；相比之下，东部地区资源相对紧张，天津、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平均不足 50张。
从万人执 业（助理）医师数来看，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为 28人，分地区看，北京遥遥领先，同期万人医师数为 49人；浙江、江苏、 内蒙古、上海、山东等省区的万人医师数在 30-40人区间；宁夏、青海、山西、湖南等中西部省区和吉林、辽宁等东北省份 的万人医师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江西、安徽、云南、广西、甘肃等五个省区的万人医师数则不足 25 人。
从万人全科医生 看，同样呈现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领先，江西、陕西、贵州、云南等中西部省区相对落后的特征。第二，在教育资源方面，初 等和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布也有所差异。其中，从小学和初中的生师比水平来看，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甘肃等部分西部省区的 拥挤度低于全国水平，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和贵州、湖北、安徽等地教师资源则相对紧张。从高中和普通高校的生师比水 平来看，东部人均教师资源相对宽裕，北京和上海的 2020年高中生师比分别为 7.6和 8.4，显著低于 12.9的全国平均水平； 而广西、贵州等地高等教育的生师比水平高于全国平均。
四、 政策展望：机制改革、基础投资与产业转移升级有望提速
第一，通过市场机制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为激活本地企业、外地资本和人员流入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市场环境。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土地、户籍、人才、金融、科技、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及自由流动。整体来看，要素市场 化配置、将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一方面，有助于加快以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为核心的都市圈 建设与城市群建设，促进主要地区增长极的产业创新；另一方面，对于中西部和东北等相对欠发达地区，改善营商环境有助 于在激活本地企业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地资本和人才进入，进而驱动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加大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并提高均等化水平，为经济活动开展和居民生活提供保障。
一方面，企业经济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便利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手段 之一，在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中，目前已经发布具体实施方案的丽水市、温州市、衢州市等地在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时均强调了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东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外贸区位优势和密集的公路、铁路、空运、航运等物流线路，便 于开展国内和国外贸易，而地处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贸易因当地相对落后的物流建设而面临一定困境，未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 的物流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建投资有望促进当地企业在开发强大的内需市场、参与国内大循环中的地位提升。
另一方面，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解决人民群众在医疗健康、教育、养老、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长期 任务之一。目前我国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资源供给有待进一步改善，虽然我国在义务教育普及、增加卫生机构建设 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高素质服务人员配置上相对缺乏，高等教育师资、全科医生等人员配置仍然呈现整体紧缺且区域 不均衡的特征。
第三，在产业布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在支持地区间产业转移加速的同时引导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从目前国内地 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来看，中西部地区受到生态环保需求、交通物流不便、人员流失等因素的制约而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则面临着重工业高耗能、高污染的问题。那么，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重大区域战略协同推进过程中，产业 结构优化应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通过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产业转移有望加速，而海外跨国家 之间的产业转移可以为我国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一定的参考。（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显示，发达经济体在自身劳动 密集型产业发展成熟之后往往将其向外转移至劳动力更低廉的地区，自身产业结构则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制造业 调整，此后随着产业承接方的资本积累，发达经济体对其的产业转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发达 经济体自身则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效优质的先进产业等。
因此，借鉴海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可以 通过促进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加速来引导区域协调发展，例如将部分在发达地区已经处于市场饱和状态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将部分生产技术相对成熟、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的制造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促进 区域间的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其中，分地区看，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发展风电、光伏、资源开发型产业、现代农业等可能相对更适宜；中部地区具有连接 东西南北的区位优势和制造业基础，将更加适合承接中下游制造业，成为保障国内大循环的中坚力量；并且，“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也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东部发达地区则需注重加大科研创新，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等；东北地区应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解决落后问题，例如发展现代农业、发挥自身工业基础和军工优势来 加速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业。分城市类型看，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仍然具有相对更强的人才聚集力和创新动力，在发展高技术产 业、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中更具优势；受益于城市群辐射效应的中小城市可能在承接高端制造及零部件等配套产业中发 挥更大作用；小城镇则更加适合发展农产品加工、文化创意产业、特色旅游业等。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精选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