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蔡襄等有识之士针对国家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措施，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并付之实施。“庆历新政”的推行，触犯了北宋庞大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挠和反对。针对范仲淹、韩琦等人的谤议愈来愈甚，仁宗皇帝屈服压力，终将范、韩排挤出中央政权，推行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即被明令废黜。
仁宗之后，经英宗朝短暂过渡至宋神宗时期，国家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激化。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皇帝为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决心变法，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并全力支持。但遭到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一大批大臣的反对。尤其是司马光作为北方强宗巨党集团的代表，他竭力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司马光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触犯了豪绅官僚的利益，宋神宗一驾崩，新法也全部被废除。北宋国家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未能得以克服，吏治败坏，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对辽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实施的背景基本一样，改革的方向基本一致。王安石变法作为“庆历新政”的继承和发展，其涉及面更广，推行力度更强，取得成效更大。
庆历新政是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限制商人、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1072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1069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1074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北宋最终被金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